修国史。耶律玦，重熙初修国史。另有一些机构与修史有关，如：
    秘书监。有秘书阁，秘书郎正字。
    著作局。
    著作郎
    著作佐郎。杨哲，圣宗太平十一年为著作佐郎。
    正字。杨佶，统和中为校书郎。正字。开泰元年见正字李万。此外，中书省的令史，中书舍人院的中书舍人；门下省起居舍人、知起居注、起居郎及翰林院的林牙、学士、祭酒及各殿、馆、阁的学士中的人员也都与修史有关。这里应当说明，从《百官志》的编修情况看，这些是后人作了整理的，虽说“无徵者不书”，但毕竟不能说明这些一直是常设的机构。这只能说辽朝曾经出现过这些组织，而且是在其中期逐渐完备起来。辽朝的人君很关心编修历史，如，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三月壬辰诏修《日历》毋书细事。统和二十九年（1011）甲戌诏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景宗保宁八年，有《论史馆学士诏》，说：“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陈述先生编《全辽文》录下这一条。这些记载，表明辽朝在这一时期的修史机构、职能较为完备。也反映统治者对修史的关心。
    第四，辽朝有一批自己的史家、史臣，如：
    室昉：字梦奇，南京人，幼谨厚笃学， 不出外户者二十年。辽太宗入汴受册礼，诏昉知制诰，总礼仪事。天禄中， 为南京留守判官，应历间，累迁翰林学士，出入禁闼十余年。保宁间兼政事舍人，数延问古今治乱得失，奏对称旨。上多昉有理剧才， 改南京副留守，决讼狱，人皆便之。寻改枢密副使，参知政事。顷之，拜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乾亨初，监修国史。圣宗统和元年，告老，不许。进《尚书·无逸篇》以谏，太后闻而嘉奖。八年，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辽史》，卷七十九，《室昉传》）《百官志三》谓其于统和九年，见监修国史。
    邢抱朴：与室昉同修《实录》。（见《辽史》卷八十， 《邢抱朴传》）
    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刺部人，中书令安抟之孙。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统和十四年始仕。圣宗下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又受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
    耶律庶成：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时入禁中，参决疑议。同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礼书》。（《辽史》卷八十九，《耶律庶成传》）
    耶律谷欲：字休坚，六院部人。奉诏与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未成而卒，年九十。（《辽史》卷一百四，《耶律谷欲传》）。
    萧德：字特末隐，受诏与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辽史》卷九十六，《萧德传》）
    马得臣：南京人，好学博古，善属文，也是尤长于诗。圣宗即位，皇太后称制，兼侍读学士，上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得臣仍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得臣仍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辽史》卷八十，《马得臣传》）
    刘六符：平州人，年十五，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历事圣宗朝，为著作郎、中允，又为詹事、国子祭酒，兴宗时为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契丹国志》卷十八，《刘六符传》）
    赵至忠：原名赵英，叛辽附宋赐名赵至忠。兴宗时，任契丹史官，附宋后有《虏廷杂录》。（详考见李锡厚：《〈虏廷杂录〉与契丹史学》见《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据《辽史》的《百官志》等作为一代史臣的还有，圣宗开泰五年见起居舍人程翥；耶律敌烈，重熙末知起居注；杜防，开泰中为起居郎。杨哲，圣宗太平十一年为著作佐郎。杨佶统和二十四年，举进士，历校书郎。开泰元年有见正字李万。还有马保忠、刘晟、刘慎行等等。这是有辽一代史家辈出的时代。朱子方的《辽朝史官考》（载《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对辽史官有详细考订，其中多是这一时期史臣， 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史学，处于繁荣、发展的阶段，富有活力。
    三是道宗及天祚帝时期，为辽史学嬗变时期。
    兴宗后期，辽代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衰败的阶段。各种矛盾交织、发展。到了道宗时期，已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在文化上，也表现出来。陈述先生在《辽代史话》中说：“兴宗时期的内外政策，一般沿袭了圣宗以来的轨道，若干统治方面的管理工作，越来越多地由汉人接替担任。比较保守的契丹首领们，越看越觉得不顺眼，因而便发展成为斗争。派系的形成，有各种不同的因素，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这些因素都和契丹传统习惯或学习中原文化相关联。可以说，辽代二百多年历史，一直贯穿着契丹传统习惯和学习中原文化的问题，也就是南北结合的问题，这在辽代后期，这种矛盾越发表面化了。”（52页）这种矛盾导致史学的两重性的变化。一是史学的职能被限制，史学失却了以往的活力。一是史学在矛盾的交织中体现出不同文化相互吸收的趋向。
    统治者加强对史学的控制，有几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一是，禁止史官介入政事。道宗清宁二年（1056）六月辛未，“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而后书。”史官不能实录直书，而且“问宰相而后书。”史学成了听命史学，这在史学史上，赤裸裸地规定史臣要听命宰臣，才能记时书事，可以说是一个“发明”。史学走向衰败，也就毫不奇怪。二是，统者用高压的办法，打击一些稍有违抗的史官。《辽史》载：辽道宗在大康二年（1076）十一月甲戌，“上欲观《起居注》，修注郎不攧及忽突堇等不进，各杖二百，罢之。 ”枢密副使如王师儒之类人物，监修国史，其目的、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可说是史学一个大工程。但在当时条件下，其《实录》中有多少真实成分，就值得怀疑。依凭这样的实录修出的国史，难以取信于后世。直笔与曲笔的斗争更为激烈，前一时期的史学实录精神渐渐丢失。元人批评“耶律俨语多避忌”，当是实情。这是政治上矛盾的一种反映，又是其腐败的一种徵兆。
    事情是另一面是，道宗耶律洪基同样是尊儒的君主。他在咸雍十年，曾下诏有司颁行《汉书》、《史记》。此前，在清宁五年，道宗诏设学士，颁经及传疏。清宁十年，十一月，诏求乾文阁所缺经籍，命儒臣雠校；大安二年，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大安四年夏四月，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五月，命燕国王延禧写《尚书·五子之歌》。刘辉主张写史应当以辽为正统。他反对欧阳修的《五代史》，把辽附在“四夷”，请求把赵宋初起时的史事附在辽朝国史的后面。表面上看，刘氏为辽争正统，与宋史学对立，但又表明，辽史臣承续宋人的修史的模式、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