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家奴以历史事实大胆陈言，把穆宗之所以成为暴君的行径提出来作为一面镜子，让圣宗反省“秋山伤死者”的所作所为，其胆识直与唐之魏徵相比，而圣宗也终于从先世的失误中得到训诲，成为一代的英主。他感悟到学习本朝历史的重要性，由此下诏要萧韩家奴编写辽先朝史：
    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三卷，进之。
    一些军旅重臣也从历史上军事上的得失中吸收经验教训。开泰年间萧挞凛在用兵中接受了耶律昭的劝说，耶律昭说：“……昭闻古之名将，安边立功，在德不在众。故谢玄以八千破苻坚百万，休哥以五队败曹彬十万。良由恩结士心，得其死力也。阁下膺非常之遇，专方面之寄，宜远师古人，以就勋业。上观乾象，下尽人谋；察地形之险易，料敌势之虚实。虑无遗策，利施后世矣。”（《辽史》卷一百四，《耶律昭传》。）耶律昭不是史官，但他通晓汉辽历史，把淝水之战的谢玄在军事上胜利，与耶律休哥在战事上的成就结合在一起，说出军旅成功之道。“萧挞凛然之”，接受耶律昭的思想。
    历史的借鉴作用在有辽朝的盛衰变化中表现得这样明显，是这样突出，是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果与北宋相比，有更多的东西值得思考。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等大史家与历朝史官，重视总结历史与当世的经验教训，“资治”成为北宋君臣的热门话题，但是北宋是不可挽救地走向衰落。这里有一个事实是，北宋统治者是在其统治衰败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用汉代思想家的话说，是成了“土崩瓦解之势”，这个时候，君臣们高谈历史的教训，要挽既倒之狂澜，很难；而社会地位决定他们又不能真正从历史中吸取到教训，吸收到智慧。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他们来说即使有作用，至多不过是可以暂时缓和一下危机。借鉴历史的作用，和一定时势有关联。而在昌明之世，真正注意到历史的盛衰经验教训，其借鉴的作用就相当明显。
    二、辽史学的产生、繁荣与嬗变
    辽代的史学的成就在辽、金、元三朝中，较为突出，魏源说：“辽其国多文学之士，其史纪、表、志、传，皆详明正大，虽在元代之前，而远出元代之上。”（《古微堂外集》卷四）魏氏的话是就某一个方面说的；后来的学者也注意到魏源的观点。杨树森先生在《辽代史学述略》（载《辽金史论集》第三集）概说有辽一代的史学的变化与发展，对辽代的史官、史家、历史作品作了考定，对辽史学发展概貌与特点作了明晰的阐述，指出辽朝统治者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十分注意本朝历史修纂的事实。前人如钱大昕、厉鹗、倪灿等人对于辽、金、元三史的艺文志的作了补和考，其中包括对辽朝历史的研究。近人黄任恒在他的《辽痕五种》中，有一种《补辽史艺文志》，对前人的研究再一次作了考证、增补。这对认识辽史学有重要的价值。按黄氏的分类，辽代历史作品有：
    一、正史类：萧韩家奴的《五代史译》；
    二、编年类：《通历译》：《日历》；
    三、起居注类：室昉等的《统和实录》二十卷； 萧韩家奴的《兴宗起居注》；《道宗起居注》、太祖以下《七帝实录》、耶律俨的《皇朝实录》七十卷；
    四、载记类中有《夏国史》及金富轼《新罗史》、《高句丽史》、《百济史》；
    五、杂史类：马得臣的《唐三纪行事录》、《奇首可汗事迹》、《遥辈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二十卷、王鼎的《焚椒录》一卷，《大辽古今录》，《大辽事迹》；
    六、故事类：萧韩家奴的《贞观政要译》，《贞观政要注》；
    七、仪注类：《礼书》三卷及《投壶仪》、《投壶图》；
    八、刑法类：耶律颇德的《律文译》；《太祖初定法律》、《圣宗更定法令》、《重熙新定条制》；
    九、传记类：耶律孟简的《辽三臣行事》、《七贤传》；
    十、地理类：《契丹地图》一卷、《华夷图》及《高丽地图》。
    此外在经、子、集部中不少作品涉及到史事的。这样分类不恰当，但我们看到辽代史学的大概。其它不足之处也是有的。首先，有些考定不当。如《辽朝杂礼》，这本书相当重要，元人修《辽史》，不少地方是采录其中的内容。前人都肯定这是辽人的作品。但黄氏在《附录·存疑类》中说它“似是金源人所作”，但又没拿出有力的证明。从现有的材料上看，《辽朝杂礼》似不能断定是金源人所作，这里把相关材料作一下对照，也许可以找到线索。
    《礼志一》：……又有《辽朝杂礼》，汉仪颇多。
    《仪卫志四》：……得本朝太常卿徐世隆之藏《辽朝杂礼》者如是。
    《辽史·韩知古传》：（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因此，当太祖阿保机时代，礼制未立，韩氏参之汉人的制度，结合契丹的实际“杂就”而成礼书。这也就“杂”之所在。《辽朝杂礼》出自辽人韩知古之手，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比说《辽朝杂礼》出自金人之手，有更多证据。
    另外，耶律俨的《建官制度》以及《后妃传》等，应该著录。
    再一个是辽人的金石文字，黄氏列在《辽代金石录》中，而没列在历史文献中。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其早期的历史中，金石文字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如甲骨、钟鼎上的文字，是先秦时期的重要的史料，更何况以鞍马为家的辽朝。他们每次征伐的胜利或兴办大事，往往刻石记载。这些材料不但内容详细，而且反映他们对世界、事物的一种看法。要研究有辽一代的史学，这些金石文字，不可或缺。
    辽代史学的发展的历程与社会的发展大致相平行，史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三个时期。
    一是穆宗以前，为第一个时期，为辽史学的发生时期。这一时期辽代史学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契丹已经有了修国史制度。太祖从侄耶律鲁不古因赞太祖制契丹大字，授林牙，监修国史。太宗时，重臣室昉有政绩，拜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 到了景宗乾亨初年，监修国史。这些事实表明辽朝有了史官，也可能有初步的修史机构。
    其次，在契丹的历史记载中，金石中碑刻是主要的部分。据《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和黄任恒《辽痕五种·辽代金石录》等，重要的碑刻有：
    太祖（耶律阿机）三年（909）夏四月乙卯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这就是《大广寺纪功碑》；
    太祖（耶律阿保机）五年（911年）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 是《平奚纪功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