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原汉文化与契丹文化的交流，还是有一些有成就的史臣与史家。可以列几位重要的人物。
    王鼎：字虚中，涿州人，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清宁五年，擢进士第。调易州观察判官，改涞水县令。累迁翰林学士。当代典章多出其手。上书言治道十事，帝以鼎达政体，事多咨访。（《辽史》卷一百四）著《焚椒录》。
    耶律孟简：字复易。大康中，始得归故里，诣阙上表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上命置编修局。孟简谓余官曰：“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故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欤？”（《辽史》一百四）
    窦景庸：清宁中，第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少府少监。大安初，迁南院枢密副使，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辽史》卷九十七）
    耶律阿思：字撒班，寿隆元年，为北院枢密使，监修国史。（《辽史》卷九十六）
    刘辉：好学善属文，疏简有远略。大康五年，中进士。寿隆二年，复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迁礼部郎中。诏以贤良对策，刘辉言多中时病。擢史馆修撰，卒。（《辽史》卷一百四）
    耶律俨：好学，有诗名，登咸雍进士第。守著作佐郎，补中书省令史，以勤敏称。后迁知枢密院事，赐经邦佐运功臣，封越国公。修《皇朝实录》七十卷。（《辽史》卷九十八，《耶律俨传》）
    还可以举出几位，如王师儒、孟初、耶律固、陈觉、虞仲文，等。（参《全辽文》）总的说来，辽代后期史学失去活力，有一些历史作品，但缺乏思想深度。史家无论在思想上、在体裁上，都没有开拓。辽代史学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一些优秀的作品最终汇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洪流中去。一些文献经金人，入元，而传承下去，构成新的史学文化要素。在辽代文化中，史学在一代历史盛衰变动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有的价值和魅力，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史学的生命力是根植在现实的土壤之中。史学又是整个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总的文化的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
    三、契丹、汉族先民关系认同的历史意识
    契丹族的来源历来有争论，陈述先生在《契丹政治史稿》一书中列出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并作了考证。其中一是《魏书》的《契丹传》的看法，它称契丹与奚，异种同类，也和东部宇文有关。但有何种关系，没有说明。二是《新唐书》的《契丹传》的观点，认为是东胡，为鲜卑的遗种。《契丹国志》和《亡辽录》等书同此说。三是《辽史》的《世表》的见解，称契丹是黄帝、炎帝的血脉。还有一种说法是《旧五代史》的《契丹传》，以为契丹是匈奴之种。《册府元龟》、《宋会要》、路振的《九国志》、庞元英的《文昌杂录》的看法归于这一类。外国史家如拉施德以及前苏联、英国的学者对此也都作了考订。契丹来源于东胡，属于蒙古系统。陈述先生认为契丹主要源于东胡，曾经不断吸收过毗邻的各族的成分，契丹为屡经混合的民族。陈述先生的契丹族源考证，是创见。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考察辽朝史学家认可的是哪一种说法。
    因此，契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它的起源也是多元的。但辽代史学家有自己的看法。
    《辽史》为元人所修，而其所本则是耶律俨的《实录》，与陈大任的《辽史》，而陈大任的《辽史》以及前此的萧永祺的《辽史》是据辽人的记注、实录。尽管元人对耶律俨的《实录》、陈大任的《辽史》不满意，脱脱等在《进辽史表》中说“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采。”但是也只是从史实上、历史文学上提出批评，元人修的《辽史》还是沿袭了辽朝人的历史观点，这在《辽史》的一些序言、按语还是看得出来。所以元人修的《辽史》依据辽朝史官遗留下的文献，保存了辽朝史家对历史的看法。因此，《辽史》中关于契丹自身的起源说，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的一种历史思想。其中耶律俨关于契丹的族源见解，和其它史书也许不相同，但却是辽朝认可的看法。
    《辽史》论及契丹族的起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材料：
    1.史臣在《太祖纪》后的“赞”中说：
    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东自于海，西至于流沙，北绝于大漠，信威万里，历年二百，岂一日之故哉。
    2.《辽史世表·序》说：
    庖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盖炎帝之裔曰葛乌免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辽人认定自身的起源于炎帝。“辽之先，出生炎帝。”这是纂修《辽史》史臣的意见。并且演绎出一条世系：从炎帝到后裔葛乌免，再往后为匈奴冒顿可汗所袭，保存鲜卑，契丹是其一部。另一种是辽朝史臣耶律俨的看法，“称辽为轩辕后。”也就是黄帝的后代。耶律俨的起源于黄帝轩辕氏说，同样有依据，即使是：“盖炎帝之裔曰葛乌免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氏。”但，按《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夏本纪》谱列夏世的先祖昌意为黄帝之子。契丹先祖有一部分为冒顿可汗所袭，与匈奴族相结合，由此系上溯，为黄帝之后，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辽朝的史家和政治思想家，在族源的追溯上，他们的观点不准确，但体现出一种认同感，说：“庖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说明王畿范围内，多是二帝子孙，也就是说，大多是炎黄的子孙、后代，当然也有不能全部都断为二帝的子孙，这是一；其二，契丹是二帝的子孙，说法不一样，一为炎帝后代说，一为耶律俨的黄帝后代说。这些差别不必究竟，但这与《史记·匈奴列传》的思想相似。这种历史意识，表现为一种认同。辽汉既都是二帝子孙，当然也就是平等的。因此，这里又凝含着民族的平等的思想。史学争正统也由此而产生。杨树森在《辽代史学述略》注意到辽史学的这一特点，说：“辽朝为了说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他们不自外于中华，自称他们都是炎黄的子孙”“……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辽朝统治者自认为他们同汉族一样，都是炎黄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三，它同时又是民族凝聚力的体现。民族凝聚力体现既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文化上的、心理上的，无论如何，这样的认同，也是凝聚力表现。
    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说：
    身之谆谆于中国之人者，明契丹主不足怪也。然契丹在金元，均称汉人，已与中国为一家矣。岂独契丹，女直在元，亦已称汉人，在今则皆谓之华人。身之尝叹中国自此胥为夷，岂知夷至此胥为中国乎！（《通鉴胡注表微·华夷篇》）陈垣先生指出胡三省历史见识上偏狭的一面，说出当时各个民族“与中国为一家”的认同的历史意识的事实，这也正是辽朝史学上一个明显的特点。这里说的元朝情形，但在辽代，“一家人”的意识已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