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史家认定契丹从上古时代，就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辽史·属国表》说：“周有天下，不期而会者八百余国。辽居松漠，最为强盛，天命有归，建国改元。号令法度，皆遵汉制。命将出师，臣服诸国。人民皆入版籍，贡赋悉输内帑。”
    这种历史观念还反映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据《辽史》的《后妃传》：“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氏，比萧相国，遂为萧氏。耶律俨、陈大任《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其当著于篇。”甚至，契丹统治者的姓氏也能反映出一种历史的思想。
    可见，辽朝史家这种从先民关系上，契汉一源的认同的这种历史意识，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潮的主流，它渗透到各个文化的层面。
    中国的民族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民族的统一又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民族的发展，有认同的一面，同时又有另外的一面，这是我们在说到这个问题时要指出的。但历史的总趋势是我们的民族由于自身的凝聚力，中华民族越来越团结，越来越统一。白寿彝先生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中说：“我们经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的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松赞干布时的吐蕃、阿保机时的契丹、成吉思汗时的蒙古，都有一个统一民族内部的过程，都是由分散的许多部落统一起来，形成较高发展的民族共同体。”又说：
    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友好，有争吵。和好，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民间的各种往来。争吵，有时发展为战争。因此就有人问，民族关系史是以民族友好为主流，还是以民族斗争为主流？对于这个具问题，我们须作一些分析。第一，友好和斗争取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第二，在历史记载中，对于民族友好的记载往往不象记载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那样引人注目。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即使是暂时性的、自发性的，也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长期友好的印象。廓清历史上所笼罩的一些迷雾，揭示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是须要下一些苦功的。现在据我们接触的材料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在牵涉到的方面上，都是这样。所以，有的外国学者把中国历史包括辽朝在内的某一时期，称之为所谓的征服王朝，民族关系变成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历史的真实的情形。中国各族之间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国家的发展是历史内在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