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诗论》第25简,开首有“《肠肠》小人”之语,专家解释有异,今试提出新说供专家参考。本文论证的主旨是要说明,这条简文和孔子的天命观有关。此论牵涉问题甚多,兹试析之。 一、简文“《肠肠》”指的不是《君子阳阳》篇 关于简文所指《诗》篇,专家所论,今所见者有两说:一是马承源①、许全胜所说②,指的是《大雅·荡》篇。此篇开首即谓“荡荡上帝”,是原以“荡荡”二字为篇名。传抄时脱去重文符号而只余一个“肠”字为篇名。“肠”、“荡”音可通。是简文《肠肠》即当读若《荡荡》,指的今本的《荡》篇。二是李学勤③、李零④、廖名春⑤、黄怀信⑥ 等说是篇为《君子阳阳》。刘信芳虽然同意此说,但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君子阳阳》何以为‘小人’?思之未得”,所以持谨慎的阙疑态度⑦。上述两说于文字音转释读上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读肠为“荡”或“阳”,都是可以的。然而,就两篇诗作文意看,则后一说不大靠得住。今先来讨论这一问题。 《君子阳阳》篇见于《诗·王风》,原诗不长,具引如下: 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 君子陶陶,左执,右招我由敖。其乐只且。⑧ 诗中的“君子”历来以为指的是乐官(如旄人、磬师、钟师、笙师之类),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东周时期,乐官流散,“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⑨。蛰居于洛阳的东周王朝,当然也有乐官流失的情况存在。东周王朝虽然是保存周王礼乐最多的地方,但是乐官的地位却已是今非昔比。他们在失意与哀叹的时候,以乐官旧业而苦中作乐,其思想情感应当是复杂的。清儒姚际恒说此诗为“作乐者作诗以摹写之”⑩,应是比较可信的说法。这两章诗,首章写音乐,次章写舞蹈。可以意译如下: 君子其喜洋洋,左手拿着笙簧,右手招呼我一起演奏房中乐。他好快乐哟! 君子其乐陶陶,左手拿着羽,右手招呼我一起舞蹈。他好快乐哟! 同为乐官,本应一起执笙簧羽翩翩乐舞,但写诗者却并未马上参加,其心中的情绪应当有所变化,开始时对于作乐者的“其喜洋洋”、“其乐陶陶”当存在着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所以诗的“其乐只且”之语,其中不乏一定的讥讽之意。但是作诗者并未就此而停止考虑,而是持赞美作乐者,并且向其学习,自己也加入到乐舞的行列中去。 现在,让我们的讨论回到简文上。 如果说此篇诗即是《诗·君子阳阳》篇的话,那么,为何说它指斥了“小人”呢?而对于此一问题的回答,专家所论原因是《诗·君子阳阳》篇“写在位君子只顾招呼为乐,不求道行,故简文称之为‘小人’”(11),或谓此篇诗“是写得意之态,简文以为‘小人’”(12),或谓“这样的‘君子’,在儒者看来,只能算是一种轻狂之人”(13)。这些解释自有其道理在,其中的关键是把诗中的“君子”理解为在位者。统治者只顾自己玩乐,而“不求道行”,自然其行径算不得“君子”,而只能是“小人”的勾当。可是,自古以来,释此诗者皆说诗中的“君子”指乐官而言,犹孔疏所谓“君子禄仕在乐官”(14),非是一般的执政卿大夫者流。若肯定其为执政者,恐怕是找不出证据来的。所以,说简文批评为“小人”的诗篇非是《诗·君子阳阳》篇的理由,此为其一。 再从孔子历来对于乐官的态度上看,也可以肯定他是不会轻易指斥其为“小人”的。孔子曾经向鲁国的乐师言及音乐演奏过程的奥妙(15),再联系到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16) 之事,很难想象孔子会轻易地指斥乐官们为“小人”。这应当是理由之二。 也许有人质疑,简文指斥“小人”,会不会是说这些乐官得意忘形而有“小人”之态呢?前人于此有所论及,已经指出这些乐官实即乐工,他们居乱世,面临着礼崩乐坏的局面,宏大歌舞的场面已逝而不再,所以,相招以乐舞,以燕乐(即房中乐)自娱而娱人,“不任忧贫,全身自乐而已。君子居乱世,如是而已”(17)。乐官们表演歌舞之乐,实即职业使然。《诗序》谓此诗“闵周”,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指出东周王朝统治者茍且偷乐之可悲。诗中虽有少许的讥讽之意,但并未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作诗者的态度仍然是友善的。所以说,即令是“闵周”,这也是由诗意引申开去的说法,距离诗的意蕴已有较大距离,更不是指斥乐官们为“小人”。这是理由之三。 另外,孔子关于“小人”的概念,是与“君子”相对应的,主要指品德丑恶者,少数指下层群众(18)。从《诗·君子阳阳》篇所描写的人物情况看,这两者皆无法与之相符,若仅以沉醉于音乐歌舞即谓之“小人”,恐非孔子意愿。孔子自己曾为美妙音乐所陶醉,就是对这种说法的有力反证。若谓诗中的“君子”之称就是一种嘲讽,恐怕也说不通。以“君子”之辞嘲讽者以《诗·伐檀》篇最著,然《君子阳阳》篇是由衷地赞美,谈不到讽刺挖苦。这是理由之四。 总之,从以上四个方面看,《诗·君子阳阳》篇自有其意,但其中并无讽刺或抨击“小人”的内涵。简文“《肠肠》,小人”,其所指不应当是《诗·君子阳阳》篇,而应当是《大雅·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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