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一批古代兵书，其中不但有《孙子兵法》，还另有《孙膑兵法》和不少有关兵事的残简，包括《孙子》十三篇以外的《吴问》。这次大量竹简的发现粉碎了起自南宋叶适，中经有清姚际恒、姚鼐、全祖望，下迄本世纪钱穆、齐思和诸家对《孙子兵法》的负面看法--现存的《孙子》十三篇决非成于春秋末年孙武之手；钱穆甚至否定孙武其人的存在。虽然70年代孙子其人其书已得到初步的肯定，80年代初已有对中外古今《孙子》研究的综合摘要（注：临沂竹简兵书研究对本文最有用的是：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4期； 詹立波《略谈临沂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1974年第12期；常弘《读临沂汉简中〈孙武传〉》，《文物》1975年第4期； 对《孙子》研究最系统的摘要和评估是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时代》一文，载《竹简帛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 ），但现存《孙子》十三篇的当时性（contemporaneity），也就是它的春秋属性， 尚未引起国际上足够的注意和研讨。此外，目前学人对《孙子》十三篇外的《吴问》篇怀疑仍深。因此，本文除就《孙子》中君臣对话、书中涉及的若干有关制度、兵数、将的职权功能、阴阳、“五行相克”、“黄帝伐四帝”等至今辩论不休的专题个别检讨外，特别用力于《左传》中多方面但以晋国为核心的史实轶事的排比与消化，以期从此项繁琐的工作中探求出《吴问》成篇的年份。
    笔者相信，深入研究《吴问》大有裨于确定《孙子》成书的年代或年份；《孙子》成书年代或年份的确定，势将引起我国学术、思想，甚至书籍、目录学史上重定坐标的工作。
    一、《孙子》成书年代的初步探讨
    孙武系出齐国贵族，因齐内乱而流亡至吴。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能肯定无疑的是屡经伍员（子胥）推荐，吴王阖庐在即位后的第三年（前512年）终于接见了他。如果当时孙武正值壮年， 他的生年应仅仅略晚于孔子（前551-前479年）。最早为《孙子》作序又为全书注释的是曹操。曹操《孙子序》言：“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这真可谓是英雄识英雄。魏武以降，历代诠释《孙子兵法》者颇不乏人，而对此书文辞及编著年代观察之犀利，当首推清代朴学鼎盛期间的孙星衍（1753-1818年）。孙对《尚书》有深湛的研究，对古文字往往有独到的体会。他对《孙子》的总印象是：“诸子之文，皆出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指《孙子兵法》）是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注：《孙子略解·叙》，收在孙星衍辑《岱南阁丛书》，重印于《四部备要》本《孙子》。）
    历代研究《孙子》诸作中，孙星衍对其同时同乡阳湖毕以珣之作最为膺服。毕氏《孙子叙录》：“按《史记》惟言以兵法见阖闾，不言十三篇作于何时。考魏武序云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则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阖闾者也。今考其首篇云：‘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言听从吾计则必胜，吾将留之；不听吾计则必败，吾将去之。是其干之之事也。”（注：《四部备要》重印本《孙子》。）当代无偏见的学人，读了《孙子》开头《计篇》中坦切激昂表示决定去留的原则和骨气，定会同意曹操和毕以珣的看法--十三篇是引致阖庐召见前必须一显的身手。
    细考《孙子》一书之前，有必要先对吴王阖庐的性格、为人，机智和雄心略加分析。未即位前他是公子光，吴王夷昧（前543-前527年在位）之子，但夷昧未立他为嗣，王位为夷昧庶兄僚（前526-前515年在位）所夺，所以终于导致11年后一幕至今演唱不辍的历史名剧“专诸刺王僚”（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吴王世系偶或有误；本文采取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83页的考证。 本文以下引用此书一律简称《左传》。）。伍子胥因父兄之难， 于前522年自楚奔吴。当时吴楚已是敌国，公子光立即洞悉伍子胥的用心，力劝吴王僚不要兴师伐楚被伍所利用。三年后，公子光分析楚及其盟邦意志不一，判断吴如兴兵，必能以少胜多。果不出所料，此役大败楚军（注：以上详《左传》昭公二十年及二十三年。）。阖庐弑僚即位之后，楚国想利用逃亡至楚的吴国两公子进军“害吴”。楚平王庶出的最长最贤的公子子西警告当政：“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共之，将用之也。……光又甚文”（注：《左传》昭公三十年、哀公元年。）。甚至阖庐与越国作战中中箭而亡（前496年）之后二年， 子西对他一生的特点还作了以下的回忆：“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而不旷。”（注：《左传》昭公三十年、哀公元年。）阖庐一生事迹和仇邦智者的长期观察，都反映出阖庐是具有超常机智、毅力、远虑、野心和很高文化水平的不世出的枭雄。当世和后代都公认他是春秋两个半世纪中第四位霸主决不是偶然的。只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不事先进呈一套系统周密富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备战、作战的策略理论即能被他召见，并能使他信服，是不可思议的事。曹、毕所断，堪称卓识。
    《孙子·九地篇》中保留下最明显的君臣对话证据。孙武在此篇中先重述主将如果平日爱护士卒，令发之日，士卒泪下沾襟，以身许国，任凭主将调遣，行动可以灵活到像越国常山名叫“率然”的蛇，“击其首，则尾至（以护首），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原文紧接：“‘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注：本文所有征引《孙子》诸项均根据《四部备要》本。）阖庐、孙武当面问答之状活跃纸上。应该指出的是：十三篇虽应是召见前业经进呈阖庐之作，但如“敢问”之类的语句显系君臣临时随兴的问答。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十三篇进呈之后偶或会有增添的词句。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有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这段记事与临沂汉简中的《孙武传》大都相符（注：详见常弘《读临沂汉简中〈孙武传〉》。）。《吴越春秋·阖庐内传》所载吴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注：《吴越春秋逐字引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1页。），亦应有事实根据。
    以上简要的讨论虽然已说明《孙子》成书于吴王阖庐召见前夕，但由于本世纪海内外汉学界过分疑古之风未泯，我们仍须广事稽核相关史料，不避繁琐，将古今对《孙子》的大小质难加以澄清。只有如此，《孙子》成书的年代，甚至年份，才可望得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