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鲁语上》，鲁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年）， 展禽（即柳下惠）为了评讥鲁执政臧文仲令国人祭祀栖集于鲁东门外已经三日的一群海鸟，阐发祭祀之历史庄严性，主张只有对社稷人民确有巨大功绩的古圣王贤人才应列入祀典，并在长篇议论之中提出以下的“谱系”：“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的谱系与《国语》所列完全一致。按理，以黄帝为始祖的传说与谱系最晚完成于春秋最初百年的列国菁英之间这一史实，应该是无可争论的了；疑古派所谓黄帝是战国时人所伪造之说，应该是不能成立了。可是，疑古派仍可辩论：《左传》、《国语》编纂于战国时代，《礼记》编纂之完成可能还要晚些，三书中的史实与文字焉知未曾按照编纂者的时代、知识、信念、特征而偶或篡改？
    西方甄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史料方法最谨严的是以研究古代中国音韵及《左传真伪考》驰名的已故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他把汉代以前的神话及传说资料分成两类：未经和已经儒家编纂过的。据他的评价，前者的叙述一般皆较简单零散，较多地保留下资料的原始状态，所以比较可信；而后者经过儒家大大系统化以后，照例呈现出一个以黄帝为始祖的“全神庙”，所以价值不如前者高。以上三种古籍都属于后一类，但高本汉的考证证明《左传》的真实性极高，确是我国古代史料的宝库。《国语》是《左传》的姐妹作，所载史实大都与《左传》符合，但因重“言”，书中明主、贤卿、哲人、史祝长篇论述是否全系实录，尚有待引用时严加考订。
    几年前，笔者《天与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别运用方法示例》（注：《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1期。 ）文中辟有专节沟通未经儒家系统化的、零散的、原始性高的史料，所得到的商人及周人的祖先谱系与本文上引《国语》和《礼记》的谱系--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完全相符。如果这种有关商周始祖不同类型史料互核的结果仍不能冰释疑古派对远古黄帝的存疑，《史记·周本纪》却保留下无懈可击的史实：“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奉祀黄帝的祝（铸）国，在今山东肥城县南大汶河北岸，当春秋中晚期尚与鲁卿室通婚，有“铸公簠”传世（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三年，第1082页，杨氏注。）。武王所封的这些小国，都是为保证古先圣王永不绝祀、永享血食的措施，都是“兴灭国”的实例，也就是“继绝世”观念的制度体现。传种接代是人类的基本关怀，“兴灭”、“继绝”是生命延续的愿望从“我”到“彼”的延伸，最足以反映华夏人本主义文化一系列奠基人的宽宏气度和高尚情操。
    《史记·五帝本纪》言及“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史记·夏本纪》更言及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皋陶是东夷之人，可见立嗣封典自始即是超种族的。由于炎黄集团从很早就能将生命延续的愿望自“我”延伸到“他”族，“华夏”这个种族文化圈子就越来越大，自远古至商周就容纳进越来越多本来“非我族类”的人群与文化。这正足说明何以《孟子·离娄下》中所明言本来是“东夷”的舜和本来是“西夷”的周文王，后来都成为对华夏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圣王了。在这不断扩大的华夏文化圈子里，由于客观政治及文化的需要，更由于诸部族自愿归属为传说中大英雄人物的后裔，一个以黄帝为共同始祖的全神庙便逐步出现了。尽管这种自动归属性的谱系与实际生物性传承之间的差距必不可免，但古文献谱系背后的史实内核是不容否认的。这个以黄帝为金字塔顶尖的谱系，并不是如疑古派所说迟迟完成于战国时代，而是完成于春秋最初的百年之内。
    除了《孙子·行军篇》提到“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以外，银雀山发现的兵家古简之中有《孙子》十三篇以外另一篇《黄帝伐赤帝》。此篇古简虽已残阙，经当代诸家考订校补之后，主要内容已可完全知晓：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西伐白帝”，“北伐黑帝”，取得全胜。简文考订者之一认为《黄帝伐赤帝》篇之作成应晚至汉高祖二年（前205年）以后（注：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第99页。）。他所根据的是《史记·封禅书》：“（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笔者按：古代华夏文化圈内，各区域风俗祀典不能尽同。秦嬴姓，原属鸟图腾少皞集团，殷商时代西迁至黄土高原，后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于诸侯（前770年）。就政治、宗教、 文化而言，终春秋之世，秦与中原诸邦仍处于半隔离状态。即使在秦国内部，公室与民间宗教信仰亦颇有异（注：《史记·封禅书》：“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曾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这是司马迁用心之处，特别指出官方和民间宗教祭祀系统不同，民间的炎黄崇拜可能自远古未曾间断过。即使就秦廷而言，秦灵公（前424-前415年）时“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虽晚，较齐国的“陈侯因敦”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史记》《秦本记》和《封禅书》对诸帝立畤年代记载最详，正是从这两卷详确的记载里最能看出秦国作畤祀帝制度的断续、零散和随意性。迟至始皇已灭六国，秦已采取水德说，色尚黑，秦廷仍不设专畤以祀黑帝。事实上，中原及沿海地区“四帝”之说早已存在。
    《墨子·贵义》：“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当代学人大多同意墨子出生稍后于孔子之殁（前479年），而孙武与孔子恰恰为同一时代之人物。 《墨子·贵义》篇首段记墨子见楚惠王事，据孙诒让考订，其年当为周考王二年（前439年），上距孔子之殁仅40年（注：孙诒让：《墨子间诂》， 台北新文丰重印日本《汉文大系》本，卷十二，第2-3页注。）。墨子不仅言及四龙，并道出四龙的各别颜色、方位、五行属性，代表各该属性的天干，以及各组天干中的阴干与阳干。可见当时五行说的基本要素和符号早已齐备，无殊于近千年来盛行于士庶间的子平基本语汇了。墨子之“龙”显然就是“帝”。所以《孙子·行军篇》和兵家残简中的黄帝与四帝等词的春秋属性应是不争之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