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卻之后,震动晋国内外的大事件莫过于栾氏之亡。至晚在鄢陵之战前十年(前585年)栾武子(书)已执政,将中军。 栾氏将亡的预言是由受栾武子之子栾黡所逼暂逃至秦的范鞅(谥献子)口中道出的。《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 年):“秦伯(景公)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栾)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黡之怨实章(彰),将于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为之请于晋而复之。”大意是:栾书多年执政,廉正自守,施惠于民,死后封邑人民对他深深怀念。 栾书之子栾黡虽骄汰贪欲居贿(注:《国语·晋语八》。),上承先人遗泽,本身尚可免祸。再下一代的栾盈以善养武士闻名于当世,对人民也不知父亲那样汰虐。但不幸的是他的“善”尚“未能及人”,而身已列于卿位之际,人民对他祖父的记忆已很淡漠,而对他父亲一生的“恶”迹却反感日深。因此,栾盈正注定将成为这三代恩怨转折点上的失落者。证以《左传》成、襄间的编年纪事,范鞅的预测分毫不爽。这类纪事纪言正是《左传》史料真实可信性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因为像范鞅这样微妙的分析和推断是高度理性与敏锐直觉的结晶,决不是后代单凭生花之笔就能杜撰出来的。 为了加深了解何以孙武在《吴问》中误测最后晋国一归于赵,而极灵验地测出范、中行、智氏灭亡的次序,我们有必要择要评估晋国六个卿室的长短优劣。 栾氏亡前,范宣子士匄已经执政。在与栾氏斗争期间,范氏与中行氏和亲,士匄之子士鞅更以曲沃为贿争取到魏舒的中立(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因此完成了孤立栾氏的布置。栾氏亡后,范、中行集团日益骄横,而士匄的“贪”,尤为列国菁英所不喜。《国语·晋语八》记有他“与和大夫争田久而无成”的丑闻。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鲁名大夫叔孙豹赴晋朝聘时, 范宣子问古人“死而不朽”一语真义时,遭到客人的讥讽:只有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贵族爵禄的世袭不得谓不朽。《左传》同年更重要的纪事是:“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是年二月,子产托行将聘晋的郑国君、卿带信去责问范宣子:“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并加警告,如继续向诸侯勒索重“贿”,“则子之家(将)坏。” 范献子士鞅早在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已初露头角, 为秦景公准确地预测栾氏之将亡,早期随父在列国间战役及国内斗争中亦有表现。他在晋国政治舞台上活动57年之久(前559-前502年),是一纪录。伦序执政(前509-前502年)已届衰年,他中晚年的作风类似其父,亦以贪货骄汰闻于列国。迟到他死后14年,鲁大夫子服景伯还在列国交往的场合追忆33年前“晋范鞅贪而弃礼”,恃强欺辱鲁国卿大夫(注:《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哀公七年。)。 荀林父将中军(前597-前593年),死后荀氏分为中行及知氏。栾氏亡后,中行和知氏的人才虽较范、赵、韩、魏等氏为逊色,甚至在列国交往场合上还偶遭“失辞”、“不文”、“求货”之讥,但分为两氏之后,在国内高层权力分配上占有利地位。试看鲁昭公五年(前537 年)楚人口中述出的晋国六卿:“韩起(宣子)之下,赵成(景子,不久卒)、中行吴(穆子)、魏舒(献子)、范鞅(献子)、知盈(悼子)……皆诸侯之选也。”中行、知,加上中行的姻家范氏,就居六卿之半了。此后70年间,虽因寿夭、事故、际遇,晋国最高层权力分配未必经常如此,但范、中行、知氏这个集团权力之大,气势之凌人,正是当时明哲之士预测二氏将先亡的基本道理。 韩氏早期的著名人物是韩厥(献子)。他在邲之战之前已是司马,为人正直庄重,前574年当政以后对兴复赵氏甚有贡献, 取得国内外好评。当政八年告老致仕,因长子废疾,正式以次子韩起(宣子)为嗣。韩起政治生命长达52年(前566-前514年),仅次于范鞅,而主持国政26年之久,在晋国是一纪录。《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前542 年)很不寻常地以将来完成时式综述韩起长期执政的特征:“既而政在大夫,韩子懦弱,大夫多贪,求欲无厌。……及赵文子(武)卒(前541年),晋公室卑,政在侈家。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韩起死后,魏舒(献子)为政(前514-前509年)。总括而言,魏氏情况与韩氏略同,都是卿室斗争兼并过程中的受益者。 晋卿室中,最富戏剧性的当推赵氏。早期赵氏的中坚人物是协助晋文公建立霸权的赵衰(成子)和执政20年(前621-前601年)之久的赵盾(宣子)。被誉为“冬日之日”的赵衰之“文”和被喻为“夏日之日”的赵盾之“忠”,是当时及后世的菁英所公认的。赵盾公忠体国,久主列国盟坛,而不免弑君之名,以至孔子也为他惋惜。权衡了赵盾的功过之后,孔子还是肯定地认为“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注:《左传》宣公二年。) 中期赵氏的中心人物是前583 年赵氏大宗灭族惨剧中惟一幸存者--历史和剧台上有名的“赵氏孤儿”赵武(谥文子)。他童稚之年如何被救收养,因自古已传奇化,详情已不可考。但十年后晋悼公即位,抚恤忠良,接受韩厥等人的建议,擢拔年未及冠的赵武为卿,并发还赵氏原来的封邑。赵氏的中兴是当时超越国界大快人心的事件。 以币重遭子产责问的范宣子卒后,赵文子为政(前548-前541年)。他当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一举即博得列国一致的赞扬。他同时向来晋朝聘的鲁名大夫叔孙豹宣示他的外交政策:力图加深了解东方大国齐国的特殊心理需要,用谦和诚挚的态度发展他与楚令尹屈建已有的私谊,尽力促成列国弭兵运动(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前546 年宋向戌发起的列国弭兵运动之卒获成功,是与赵文子的谦和外交与鼎力支持分不开的。 《左传》昭公元年(前541年)初, 赵文子属下的大夫祁午对他做出坦白的评价:“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晋,……晋之耻也。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师徒不顿,国家不罢,民无谤,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终之以耻。”事实上,晋国并未因赵文子的务实外交而蒙受真正的损失或耻辱,最多也不过是在前546 年的弭兵大会上让楚国领先歃盟而已。总之,几遭灭族侥幸中兴的赵氏,自文子赵武至其曾孙襄子无恤,一贯以“忍耻”为“保世”的至理箴言之一(注:刘向:《说苑》(《四部备要》本)卷三《建本》:“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安于曰:‘无恤不才,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其人能为社稷忍辱。……’”《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前468 年)终卷记有知伯面辱赵襄子事:“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赵襄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两说大体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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