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将”、“兴师十万”、“出征千里”（注：《四部备要》本作“兵”，今从《兵书四种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页改为“征”。）
    古今学人或以为《孙子》所论的“将”是能主筹全部动员作战策略，享有统一指挥权力，承当全部胜败责任，十足专业化的将军，大异于文武不殊涂，将帅共决策的传统，所以《孙子》应是战国时代的著作。按：春秋晋国平时执政的正卿就是战时的中军主帅，其余资深之卿充任上、下诸军将佐。 将佐不遵帅令最有代表性的笑话是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晋率诸侯之师伐秦之役下军之将栾黡。他不但不遵主帅荀（中行）偃“唯余马首是瞻”之令，并且公开声言“晋国之命，未有是也，余马首欲东”。全部下军竟随他向东撤回晋国。
    为了解《孙子》论将的真谛，必须指出汉语自始即是“词位语”，根本没有区别不同时式、不同语气的形态变化。所有《孙子》论将的词句决不能以通常陈述语气去解释，必须以建议、要求的语气去理解；而建议和要求的对象就是勇于创新的君主。在要求阖庐采纳他的具体建议之前，他开头即提出对“将”空前多面、严格的要求，也就是他的自我要求。《孙子·计篇》：“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只有知识、才干、操守如此齐备之人，才有资格请求知人善任的君主给予“将”以空前的重视。如谓“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注：分见《孙子》《作战篇》、《谋攻篇》。）。按：“辅”应作“凭依”之意解（注：《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谏晋献公：“‘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可见辅是凭依之意。这个诠释出自古棣、周英《老子通》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也就是再度说明将身系国家之安危。只有经过“将受命于君”这庄严程序，将才能享有应得的统一指挥的权力。受命之后，“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甚至必要时“君命有所不受”（注：分见《孙子》《谋攻篇》、《九变篇》。）。最动人的是在《地形篇》里提出“上将”必须要能预先掌握六种致“败”之道和构成必胜的全部道理（“战道”）的各种因素之外，还强调为将者必须有坚贞的节操：“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武于此不啻以一己生命为孤注，不屈不挠，甘愿事先签署一张军令状！
    事实上，《孙子》十三篇中对新型的将的种种建议和要求，并未皆为阖庐所采纳。《史记》及《吴越春秋》很少有孙武独将的明确记载；相反地，明确的记载却提到伍子胥、孙武和伯珣（白喜）三人合将。吴国在军事方面远远不能做到孙武所预期的统一指挥。阖庐九年（前506年）， 王弟公子夫概即不遵王命独自向楚都进军，先败楚军之后，吴王的重兵五战之后才攻克郢都。孙武专业性的将论要等到战国才能在各国逐步实现，而“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仍很难被国君接受。终战国之世，“主”、“将”关系一直是紧张的。白起等名将之不得善终，即系明证。
    孙武对将的理论与主张既有异于春秋的传统，又预期战国二三百年间的巨变；它所代表的时代过渡性是相当明显的。《孙子》久已被举世公认为古代军事最经典之作，其中论将的部分最能明示孙武的先驱认知。
    另一问题是《孙子·作战篇》提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全书最后《用间篇》再度言及“兴师十万，出征千里。”自宋以降，即不乏学人据此以为《孙子》成于战国之证，因为他们的印象是春秋时代战争的规模比《孙子》所说的要小得多。按：春秋一般以车战为主，每乘兵车究竟由多少人组成，一向颇有争论。《诗经·鲁颂·黡宫》：“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这一原则，证诸其他古史，大体正确（注：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205、341-342、368-369页对本文本节极富参考价值。）。至于兵力，春秋最后七八十年间有加速扩增的趋势。先以《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晋国为例， 因数字出自楚国的情报，所以最为可靠。此年，晋国除绛都外，属于强大卿族的土地已分成49县，每县摊派兵车百乘，故兵车总数已不下五千，总兵力已不下十五万。这还只就城邑而言，鄙野能参军者尚不在内。楚国的谍报无疑是接近事实的。《左传》昭公十三年，由于盟国诸侯“皆有贰心”，晋国向“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于是以“甲车四千乘……遂合诸侯于平丘。”留守国内的兵力绝不会少于一千乘。
    吴王阖庐召见孙武之前二年（前514年），晋灭祁氏、羊舌氏， “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虽仅详述诸卿族瓜分祁、羊舌之田而并未言及车乘，已故童书业教授，终身熟诵《左传》，相信春秋末叶晋楚两国很可能都已拥有万乘左右的总兵力。《孙子》所言“兴师十万”实有事实根据，毫未夸张。至于“出征千里”，更是春秋末年的平常现象。例如正当阖庐召见孙武之年，吴出师灭徐。徐都在今安徽泗县北，与吴都今江苏吴县间的直线距离是450公里以上，即今900华里以上，已相当超过1 000周里了。 由于川河湖港汊，实际行军路程当远远不止此数。阖庐九年（前506 年）吴师终于攻占楚国的郢都，此役往返总程至少应已4 000周里了。
    总之，《孙子》书中涉及军队及战争规模等等无一不系春秋末叶的实录，毫无夸张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