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龙或四帝还有版本文句问题需要深究。墨子言及四龙的最后一句是“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而独未言及戊己中央之龙。因此，传统的《墨子》版本和近代治墨子的学人中颇不乏主张增补“以戊己中央之龙。因此，传统的《墨子》版本和近代治墨子的学人中颇不乏主张增补“以戊己杀黄龙于中央”一句者。孙诒让集注中采取原文本无此句之说，理由有二。钞本《太平御览》及洪迈《容斋续笔》所引皆无此句。再则“古人谓东西南北为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为四方之中，则不得言中方。”（注：孙诒让：《墨子间诂》第11页注。）笔者按：孙说甚是，但原文无此句更重要的理由可能是中央是黄色，其龙色黄，其帝为黄帝。传说中的黄帝不但是“生而知之”，发明主要事物的圣王，而且一贯又是战无不胜、以战止暴，建立人群政治社会秩序的人中之神或神中之人（注：对黄帝以暴止暴的多层意义发挥淋漓尽致的是原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Mark E.Lewis,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墨子·贵义》篇中之“帝”应系处于中央戊己的黄帝，他只能“伐”、“胜”、“杀”其他的龙或帝，他怎能是被戊己杀于中央的黄龙呢？！
    如果本节的论证不误，《孙子》涉及黄帝和四帝之处与春秋菁英所知所言的黄帝完全一致。因此，《孙子》的春秋属性得到进一步的肯定。本节论证更重要的“副果”可能是：我国古代诸多部族以黄帝为共同始祖的全神庙出现于春秋最初的百年之内；这一结论对建立异于《古史辨》的宏观史论应有参考价值。
    五、《吴问》成篇年份考
    银雀山兵家残简之中有《吴问》一篇，未见于《孙子兵法》十三篇，全文长284字。 其主要内容是吴王阖庐和孙武的问答：“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当代学人对《吴问》已有数篇专文讨论，其中以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功力最深。吴氏不但校补了阙文，并详考有关史事及晋各卿室的田亩赋役之制，并阐发孙武实为法家之先驱，对商鞅变法具有深巨影响。与本文有密切关系的是吴氏对《吴问》篇述录年代的推测：“《吴问》的撰写时间，大体可以确定在春秋末期。据《史记·晋世家》，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0年）赵、韩、魏和智氏联合赶走范、中行氏。 晋出公十七年（前457年）四家卿室瓜分了范、中行氏的土地。 晋哀公四年（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尽并其地。 《吴问》产生的时间应在范、中行、智氏灭亡之后，不然的话，作者绝不会那么准确预料三卿的灭亡次序。对于赵、韩、魏三家的发展，作者认为赵、韩、魏继亡于智氏之后，晋国全部归属赵氏。他的估计全然错了，说明作者既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前376年）三家最后瓜分晋公室， 也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前403年）三家正式建立封建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变。 由此可知，《吴问》是在智氏亡，到赵、韩、魏三家自立为侯的五十年内撰写的。”吴氏根据预测之是否灵验，断定《吴问》是撰于前453-前403年这50年间。郑良树采取此说，但认为《吴问》应当是后人追述之辞，不会是孙武自己手写的（注：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第89页。）。台湾魏汝霖则认为《吴问》文中问答的时间大概不出阖庐召见孙武（前512年）与阖庐逝世（前496年）这十五六年间（注：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第89页有魏文摘要。）。
    由于近来笔者在《左传》中重作少年游且颇有感悟，深觉《吴问》撰述的时代尚待详考。这种感悟是：预测诸侯世卿的吉凶成败不但是春秋列国菁英经常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是外交内政决策的重要参考。这种习惯性的政治预测似与华夏文化形成期间的深层忧患意识极有关系。本来用于占筮的《易经》的哲学化虽迟至战国始告完成，《易传》，尤其是《系辞》中包含的人生智慧却必渊源有自。《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战国时人所谓的“中古”应不晚于殷周之际。《易·系辞下》又有作为孔子所说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等语，不正是《尚书·周诰》诸篇中周公谆谆训诫周人“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天难谌”这种忧患意识最中肯的诠释吗？
    春秋250年间预言征验之例不胜枚举。 稍事分析略早于阖庐的有关晋卿室政治预言的理性内核将大有助于核定《吴问》写作的时间。试先以晋国“三卻”为例。鄢陵之战（前575年）晋国复霸。 鲁成公因国内多事，次年两次赴盟皆误期，深怕开罪于晋厉公及卻氏一门的三将佐：卻犨锜、卻至。《国语·周语下》载有鲁成公和周卿单襄子的对话：“鲁侯曰：‘寡人惧不免于晋，今君曰（晋）将有乱，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单）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卻之语矣，殆必祸者也。……夫卻氏晋之宠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惧矣！……’”这次谈话是在前574年孟冬十月。 果不出单襄公所料，年底之前三卻即因“族大、多怨”首先为晋厉公所杀。由于此事余波，开年初五，厉公被弑（注：《左传》成公十六、十七年，《经》、《传》。）。事实上，早在四年前，鲁国孟献子（仲孙蔑）就预言：“卻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卻氏无基，……不亡何为！”（注：《左传》成公十三年。）卻氏亡前三年，晋国老成持重的韩献子（厥）已有预感：“卻氏其不免乎！”（注：《左传》成公十五年。）他的同僚范文子（士燮），鄢陵战后返晋即感政治风暴之必将来临，命令范氏资深专管祭祀的祝为他祷告，唯求速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晋厉公）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果然不久即死了（注：《左传》成公十七年。）。可见春秋之际菁英政治预感之锐敏，政治预测之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