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先王曾有訓典，史書或稱之爲“訓語”、“遺訓”等，我們姑總名之曰“周訓”。①《逸周書》首卷開頭即有《度訓》、《命訓》、《常訓》三篇，應當屬於周訓一類。“訓”有訓教之意，既名曰“訓”，其出於周先王便合乎道理。《度訓》等三篇以“訓”爲名，皆言爲政牧民之道，而且各篇從天道、民性問題談起，内容豐富，“理極精深”。②周訓既爲先王遣訓，自然會支配到周人的政治思維，理應也影響到後來儒家的學說。特別是由於“儒者法先王”③，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④，一定從周訓中吸取了不少的思想營養。在儒家思想體系中，人性學說占有重要地位，我們認爲，早期儒家的心性理論與周訓有密切聯繫，將《逸周書·度訓》等篇與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初步比較，即可看出這一點。
    一、《逸周書》“三訓”的年代問題
    我們研究周訓，首先必須明瞭《逸周書》中《度訓》、《命訓》、《常訓》等篇的年代問題。《周書序》稱“三訓”皆成於周文王時，說：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於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紂作淫亂，民散無性習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訓》。
    但在今天，學界已經很少有人相信《周書序》的這種說法，一般認爲它們的成書不會太早。依筆者的研究，周訓各篇出於周文王應當沒有什麽問題。
    除《度訓》等三篇，《逸周書》中還有與周文王有關的篇章，如緊接其後的《文酌》，《周書序》說：“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耻示教，作《文酌》。”該篇與“三訓”文體相類，在内容上也有頗多相通之處，所以人們認爲它們成篇的時代基本一致。
    人們對《逸周書》“三訓”等篇年代的看法，與對該書全書的認識密切相聯。讀《逸周書》，很容易得到的印象是其“駁雜”，因爲其書已佚不全，不僅各篇文氣不類，紀年方式不一，屬辭成章體制有別，而且有的完整，有的殘缺；有的有注，有的無注。正因如此，後人對《逸周書》的性質有種種推測，如認爲它是戰國之士私相綴續、戰國後人依仿爲之、戰國逸民處士纂集以備私藏、衰周戰國之士以己意參入，如此等等，還有的甚至以爲是漢代隱士縉紳之流所僞，或者東漢魏晉間詭士所作。這也直接影響到了今人對《逸周書》中“三訓”等篇性質的理解，如有人認爲它們“近於諸子的政治論”。⑤
    也有不少看法與前述諸說不同，從而看到了《逸周書》的重要價值。如姜士昌《逸周書序》說：“其文辭湛深質古，出《左氏》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究厥本始，終爲三代之遺文。”謝庸《周書序》說：“其宏深奧衍，包孕精微，斷非秦漢人所能仿佛。”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說：“雖未必果出文、武、周、召之手，要非戰國秦漢人所能偽托。”⑥我們認爲這些觀點都程度不同地接近了《逸周書》記載的真相，因而他們對“三訓”的認識也同樣接近實際。例如，清代大學者孫詒讓精研周代典籍，他就認爲《逸周書》一定早於《左傳》以及戰國諸子，實爲早期篇帙之遺，足應視爲瑰寶。他說：“《周書》七十一篇，《七略》始著錄。自《左傳》以逮墨、商、韓、呂諸子，咸有誦述，雖雜以陰符，間傷詭駁，然古事古義多足資考證，信先秦雅記壁經之別枝也。”⑦《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周訓》十四篇，孫詒讓認爲《度訓》等三篇“或即《周訓》遺文僅存者”。⑧
    孫詒讓的看法是對的。其實，《逸周書》的不少篇章，《周書序》所說可能都有其根據。李學勤先生認爲《度訓》、《命訓》等是“很有意義的内容”⑨，它們和《逸周書》裏多篇可以視爲一組，這一組在《逸周書》中“占較大比例”⑩，它們的文例特點是常用數字排比，朱右曾說：“周室之初，箕子陳疇，《周官》分職，皆以數紀，大致與此書(注：《逸周書》)相似。”結合《左傳》、《戰國策》所記春秋人之語曾經引述屬於這一組文字的某些篇章，李學勤先生强調指出：《度訓》、《命訓》等篇“年代也不一定晚，這一點頗關重要”。(11)
    關於早期典籍引述《逸周書》中《度訓》等篇以及與之相聯繫文獻的情況，前人有的已經指出，也有人據以推斷《逸周書》各篇的年代，只是在這一點上，還沒有人肯定《周書序》的說法。讓我們列成如下表格⑧，以觀察《逸周書》中《度訓》等篇與其他早期文獻的關係。
    表中有一些對應文獻顯然來自《逸周書》，時代應在其後，如第4、7、8、12、16、17、19等項；第22項的《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更明言引《書》，說明《常訓》不僅本在《書》中，而且“三訓”之作必在襄公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