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逸周書》中《度訓》等三篇與其他文獻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它們的年代決不會太晚，而與《周書序》所說的時代倒十分合拍。其中，第1、2、3、5、6、9、10、11、13、14、15、20、23等項的對應文獻都與“三訓”之言有諸多相通之處，可以證明其時代當在西周。在這些文獻之中，《詩》之《大雅》和《周頌》、《書》之《泰誓》和《呂刑》成書很早自無争議，而《大戴禮記》和《易》之《繫辭》所說也當有較早的根據。如第18項《大戴禮記》在引述孔子之言後接著說“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證明孔子所說很有可能本於“周訓”，而“周訓”之作不會遲至周衰之後；第21項《易·繫辭上》所言“三伍以變”也是解釋孔子所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另外，還有許多材料可以證明“三訓”之作大致在周文王時。如第6項《國語·周語上》之“庶民不忍”全句爲：“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與《度訓》“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應該有共同的語言背景。第7項《國語·周語上》之言，劉師培以之來看《度訓》，認爲《度訓》之中的“中”即“忠”省，“慎”亦“順”假，《周語》應該本於《度訓》。而《周語上》此語前乃蒙“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是故……”等語。第20項《群書治要》所引《文韜》之“上賢下不肖”即爲尚父(姜太公)之語。這都透露了“三訓”成於周文王之時的信息。
    《文酌》與“三訓”義意相通，其中也有很多可以證明其成篇很早的早期文獻與之對應，如《書·洪范》、《詩·大雅》、《周禮》、《六韜》等等，前人也已經指出(13)，在此不煩列舉(表見下頁)。
    二、《度訓》等篇與《性自命出》的聯繫
    作爲周人的重要文獻，“周訓”對後來的影響一定很大，這從後人常常談及先王訓教的語句中可以得到證明。我們看到的文王“三訓”，文獻中不僅有明確征引，而且約其文辭而義旨相承者更多。種種迹象顯示，孔子以及以子思、孟子爲代表的“思孟學派”，在人性理論方面受到《度訓》等篇“周訓”的影響比較明顯。在基本弄清了《逸周書》中《度訓》等篇的年代之後，我們以之與新出郭店楚墓竹簡中的《性自命出》等試加對照，以初步董理早期儒家人性理論形成的基本綫索。
    1998年5月，郭店楚簡經過專家的整理與識別後，其圖版及釋文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從而引起了學術界不小的震動，學者們感到由衷的興奮與喜悅。郭店楚簡中既有道家的《老子》，又有儒家的著作。特别是其中儒家的著作，學者們認定是屬於孔孟之間子思一派的作品，先秦儒學由孔子到孟子發展的缺環得到了連接，原來不少争議難決的學術問題也可得以解決。
    這批儒家著作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性自命出》一篇。如杜維明先生說：“最使我感到驚訝的是在《性自命出》篇中直接討論身心性命之學的字彙如此之多，意蕴如此之深而内涵又如此豐富，真是美不勝收。”(14)其實，這一特點爲郭店儒書所共有，只是《性自命出》體現較爲顯著而已，所以，李學勤先生指出：“郭店簡這些儒書，共同的特點是闡述理論性、哲學性的問題。所謂天道性命等等概念，在這裏都得到討論，體現出早期儒家的哲學趨向。”(15)
    據介紹，郭店出土竹書的楚墓，墓主的身份是“東宫之師”，看來他曾任楚國太子的師傅。正因如此，有學者認爲郭店所出著作應爲當時思想界重要文獻的精選本，如果是這樣，《性自命出》等談論身心性命之學更具典型意義。
    我們即從儒家人性理論的角度來觀察《度訓》等“三訓”各篇的思想觀點，並以之與郭店楚簡《性自命出》作初步比較。《度訓》等“三訓”意旨相同，脉絡相通，因此，爲方便叙述和區分，我們不妨將其統稱爲《周訓》：
    (一)人有常順，變習生常
    人生而具有自然的秉性，人生來就有習慣、有常行。無論《周訓》還是《性自命出》，對比者有表述。《周訓》中說：
    天有常性，人有常順。順在可變，性在不改。不改可因，因在好惡。好惡生變，變習生常。
    民生而有習有常，以習爲常，以场慎(按：當作順)，民若生於中。
    《周訓》中還沒有明確說到“人性”一詞，但“常順”與“常性”對舉，亦有此意。“順”爲順應自然，即指人的自然行爲。人的行爲受到外物的驅使而變化，變化一旦成爲習慣就產生恒常。這裏所說的是社會中人的人性，還沒有專門說到“人之初”時的情形。早期儒者移天之“性”的概念於人，從而開始明確地談論“人性”問題。《性自命出》所說的對象同樣也是具有了社會性的人：
    凡人唯有性，心亡奠志，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