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後人懷疑“周訓”等篇的原因
    無論對《逸周書》中《度訓》等三篇(即《周訓》)年代的研究，還是它與《性自命出》等的比較，都可說明《周書序》所說《度訓》等篇出於周文王的說法應無問題。然而，學界在探討儒家的人性學說時，並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十分可惜！人們懷疑《周訓》，主要原因應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疑古思潮的巨大消極影響
    長期以來，由於疑古思潮的巨大衝擊，不少本來已經比較清楚的歷史問題反而模糊起來，許多歷史文獻得不到正確的認識，因而也影響到了對於儒學來源的研究。值得慶幸的是，隨著學術事業的進步，人們正在不斷超越疑古思潮的束縛，逐步走出迷茫，對中國的上古文明進行新的估價，儒家思想的早期來源問題也從而有了認真研究的空間。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周訓》乃至其他相關的歷史文獻都是重要的啓示。
    文王是周政最主要的創始人，連周公也動輒述其“文考”之言，對於文王，孔子自然情有獨鐘。在周游列國途中被圍於匡時，孔子還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23)由此可知，孔子是以文王之道的擔當者自期的，或者可以說他自認是文王之道的傳人。《中庸》記孔子之言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指方版，“策”即册，指竹簡，“方策”泛指典籍。即是說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政治都明白地記述在方版和竹簡的典籍上。史籍稱孔子曾經删訂《尚書》，後人又說《逸周書》乃孔子删書之餘，此言或者有據。如果是這樣，孔子能够得見《逸周書》“三訓”當無疑問。
    (二)對古書的形成問題認識不清
    與疑古思潮的消極影響密切相關，學界對不少上古文獻的寫定時間缺乏正確的認識，如《周禮》、《六韜》、《古文尚書》等等，這就影響到了人們對《逸周書》年代問題的看法。《周禮》一書，舊說爲周公所作，現在相信此說的人很少。不過，由於文物考古資料的日漸豐富及學術研究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此書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人們認識到該書的記述都有歷史的根據，並非像有人所說的是出於後來“大國主義”者的設計。有的研究者認定《周禮》“只能出於一人之手”(24)，如果是這樣，這位作《周禮》的人是否周公，筆者以爲很值得認真探討。《六韜》原稱《金版六韜》，相傳爲周初姜太公所作，《群書治要》卷三十一所錄《六韜》之《武韜》中有太公云云，“文王曰：善，請著之金版。”周初就有將重要文獻鑄於金版的習慣，如《逸周書·大聚》記周武王向周公請教調和殷政的辦法，武王就令冶官把周公的話“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武儆》篇記武王立後嗣時曾“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其中，“金枝”即爲“金板(版)”之誤，是說《郊寶》乃是鑄在銅版上的文件。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前期墓葬中出土了部份《六韜》竹簡，殘存的内容與今傳本的《文韜》、《武韜》、《龍韜》中的相應篇章大多相合，其中文字尚不避漢初帝王之諱，說明竹簡的書寫肯定在西漢以前。將《六韜》與較早的文獻對比，我們認爲《群書治要》所錄《六韜》基本出於太公可以信據。至於《古文尚書》，其書雖係晚出，但至少人們公認其有較早的材料來源。
    (三)學界對《逸周書》研究不够
    由於《逸周書》明顯存在一些問題，學者們便對其抱有種種的疑慮，從而也自然地產生懷疑，這當然是十分正常的。但惟其存在不少顯著問題，也體現了它的古樸。除了上述原因，也許如劉向所說它是“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其地位與《尚書》遠不能同日而語。正是《尚書》在經學史上的光輝，使《逸周書》相對暗淡了許多。在《漢書·藝文志》中，該書稱爲《周書》，以“周史記”視之，著錄於《六藝略》之《尚書》諸家之後，地位還很重要。但到了後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目錄學家雖有人把它列入“書”類，但更多的則列之於史類，清代的《四庫全書》則收於“史部”的“别史”類，其不被重視顯而易見。
    該書問世之後，也有人對此書留意，卻多數是進行文字的校勘，很少人能對此書做綜合研究，徐珩爲《周書解義》作跋，稱《逸周書》“千百年來未有專家”，基本上符合實際。自清人朱右曾作《逸周書集訓校釋》以來，《逸周書》已經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重視，今如李學勤先生、黄懷信先生等都曾傾力加以研究，海外學者加以研究者也不乏其人，但以筆者之見，與此書的重要性相比，它還應該受到更多學者的研究和關注。
    筆者曾對《逸周書》中有關周公事迹的二十餘篇進行考察，發現《周書序》所言與各篇所叙史實大體一致，基本可信，初步認定它們都可以看作是周初歷史的真實記載，這與以往學界的傳統看法出入很大。本文對《周訓》各篇的看法也是如此，希望這種研究能够得到同好們的指教！
    注释：
    ①“訓語”見於《國語·鄭語》：“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遺訓”見於《國語·周語下》：“若啓先君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國語·楚語上》有“訓典”一詞，曰：“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韋昭以爲“訓典”指“五帝之書”，其實它應泛指前代典訓。《左傳》襄公四年有“夏訓有之曰”一語，杜預注曰：“夏訓，夏書。”《國語·鄭語》韋昭注則曰：“訓語，周書。”例之“夏訓”，周人所言“訓語”、“遺訓”可稱爲“周訓”。
    ②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40頁。
    ③《荀子·儒效》。
    ④《中庸》、《漢書·藝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