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錫圭先生按：“亡，無也；奠，定也。”這裏的“心亡奠志”實際即是《周訓》所謂人有可變之常順；“待習而後奠”亦即《周訓》的“變習生常”。
    (二)民有好惡，好惡以物
    好惡爲性是說人的本性在於有好有惡。關於這一點，《周訓》和《性自命出》都有表述。《周訓》說：
    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遭其好則喜，大得其好則樂；小遭其惡則憂，大遭其惡則哀。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民至有好而不讓……民至有惡不讓……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明王是以極等以斷好惡。
    不改可因，因在好惡。好惡生變，變習生常……古者因民以順民。
    這是說，好惡是所有的人生來都具有的本性，喜歡的東西，得少小喜，得多大喜；厭惡的東西，遇少小悲，遇多大悲。《周訓》還說，“夫民生而樂生”，“夫民生而惡死”，故人們“生物是好，死物是惡”。在這裏，談到了人之好惡的對象乃是“物”。人有好惡，人的本性在於趨好避惡。天性不變，人的自然行爲卻可以變化，人們因循天性，但這又取決於人的好惡。統治者制定政令時應該首先知道這一點。
    《周訓》中的上述意思，《性自命出》的表述則非常簡捷：
    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
    (三)民有喜樂憂哀
    喜樂憂哀與人的好惡直接相聯，人因好惡而喜樂憂哀，這便是前述《周訓》所說的“小遭其好則喜，大得其好則樂；小遭其惡則憂，大遭其惡則哀”。與《周訓》各篇同屬一組的《文酌》則說“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欲”即是喜好，這是將哀、樂與好、惡並列。喜樂憂哀與人生俱有，治國牧民應該注重民之喜樂憂哀。《周訓》說：
    明王是以無樂非人，無哀非人。
    斂之以哀，娛之以樂。
    樂不滿，哀不至。
    哀樂不淫，民知其至。
    哀樂不時，四徵不顯……四徵：喜、樂、憂、哀。動之以則，發之以文，成之以名，行之以化。
    《逸周書》中還有《官人》一篇，其中也有相關論述：
    民有五氣：喜、怒、欲、懼、憂。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可隱也。
    依《周書序》，《官人》係周公爲成王所作，年代晚於《周訓》。依筆者的看法，《官人》出於周公是可信的。(16)《逸周書·官人》與《大戴禮記·文王官人》又肯定有密切聯繫，因爲兩者都記選官察人的方法，内容相同，黄懷信先生認爲其事爲真，只是《官人》爲成王詢於周公而周公告之，《文王官人》卻是文王告太公望，二者可能同據。(17)除此之外，《群書治要》所引《六韜》中，内言八徵、六守，亦與此篇相近，所以，劉師培說：“此爲周家官人之法，始於文王，迄於武王，成王之時作輔之臣咸舉斯言相勖，惟所舉之詞互有詳略异同。”(18)《官人》中的“民有五氣”，《文王官人》作“民有五性”。喜、樂、憂、哀等“氣”或“性”成於内而發於外，都是民情的顯現，這正可以作爲爲政的依據。
    《性自命出》的表述也是這樣：
    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於外，則物取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