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后期的柱石是赵鞅，史称赵简子或简主。他除了承袭祖父文子谦柔内省的风范之外，另具有坚韧、果敢、阴鸷、知人善任的一面。在长达42年的政治活动中（前517-前475年），他自始即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有生之年，言行轶事已近传奇。刘向去古未远，涉猎春秋史料最多，认为“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国安。（汉初）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诚能如赵简主，朝不危矣。”（注：刘向：《说苑》卷二《臣术》。）赵简子的机智才能之见重于当时及后世有如此者！他现身于春秋列国政坛（前517年）距吴王阖庐召见孙武仅四五年， 其间赵鞅的政治表现，晋国内外所发生的巨大事件都与孙子《吴问》之作有极密切的关系，值得较详分析。
    赵鞅初显身手是平周王室之乱。周景王本已立有太子，但晚年喜欢长庶子子朝。景王因心脏病崩于前520年。“王子朝因旧官、 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王）景（王）之族以作乱。”在王位斗争中，晋国支持太子猛，但两年之久虽曾出师而未能收效。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记是年夏郑国著名正卿子大叔（游吉）随国君聘晋时，范鞅问他王室乱事如何处理才好。子大叔回答：“今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然大国之忧也，吾侪何知焉？吾子其早图之！……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于是，“（范）献子惧，而与（韩）宣子图之。乃征会于诸侯，期以明年。”从这谈话可以看出晋国资深诸卿（当然包括四年后继韩起执政的魏舒），能力及意志都不足以应付艰巨。次年（前517 年）勤王戡乱的重任之所以独独落在少壮的赵鞅肩上，很明显地是由于他非凡的才干。鲁昭公二十五年《春秋·经》列出九国的正卿和代表赴晋会盟；《传》精简的纪事已绘出赵鞅在列国政坛亮相的威严：“夏，会于（晋南）黄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119年前（前635年），赵鞅的高祖赵衰力劝晋文公“求霸莫如入王尊周”（注：《史记·晋世家》。），因为勤王是最名正言顺、最受列国重视的大事。赵鞅初显身手，即名闻天下。
    读史者不可忽略《左传》偶或有珍贵而需细嚼的有关列国菁英讯息舆情传播的资料。黄父会上赵鞅和郑国正卿子大叔的长篇谈话即是一例。笔者按：自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子大叔问政于子产， 子产一直认为这位“美秀而文”的后辈是他理想的接班人。从继子产当政（前522年）之前，子大叔和赵鞅的祖父赵文子在列国交往场合即情投意合。因此，赵鞅在前517年和他初面之时即待之以长辈之礼， 并虚心地向他请教。子大叔也藉此机会为他追忆子产生前长篇论“礼”的种种功能及其所以为“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之故；赵鞅很感动地说：“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事实上，子大叔之“言”远不只此，因为鲁定公四年（前506年）子大叔死在赴盟的归途上，“晋赵简子为之临， 甚哀，曰：黄父之会，夫子语我九言……”。可见11年前初遇之时，子大叔对处世、为人、从政的九句警劝之言，赵鞅毕生不忘--这是何等真挚的友谊（注：子大叔事迹，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五年、定公四年。）！友谊是双向的，这位子产之后言重诸侯公卿的郑国元老之大有裨于赵鞅的国际造像是不言而喻的。春秋晚期人士对赵氏的历史及特色本多同情与景慕，赵鞅极成功的政治登场势将引起列国菁英对赵氏更多的注意与期待。
    吴王阖庐即位的最初两年正值晋国连续发生重大事件。阖庐元年，亦即鲁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春间晋国祁氏及羊舌氏遭灭族之祸。 《左传》：“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新改成的十县由六卿族中的“余子”充任县大夫。于是，诚如《史记·晋世家》所说，“晋（公室）益弱，六卿皆大。”按：鲁昭公三年（前539年）， 《左传》记有晋叔向对聘晋的齐国晏婴的长篇谈话。叔向感叹晋国“公室之卑”八个旧族如“栾、卻、胥、原、狐、续、庆、伯”都已“降在皂隶”，即使他自己的羊舌氏其将来如何，都很难说。果然25年后，羊舌氏及祁氏又遭灭族。这项土地、权力集中于六个卿室的事实，和六卿室间继续斗争兼并的趋势，是决不会不引起列国菁英注意的。
    阖庐二年，即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 晋国发生了一件使列国菁英更为震惊的大事。《左传》：“冬，晋赵鞅、荀寅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并载有孔子即刻的反应：“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左传》更载有晋国史墨的反应及预言：“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荀）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即赵鞅）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孔子的感叹，与23年前晋叔向责问郑子产之铸刑书如出一辙，都代表正统保守人士对旧制度行将崩溃的不安和悲伤。铸刑鼎的短期现实影响可能不大，但成文法在久霸的晋国出现的长期、全面、象征性的意义却极深远。此后各国统治阶级都会感到冲击扫荡传统金字塔式多阶层的政治、社会、权利、义务结构的狂飙骤雨迟早必会来临。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纪事，特别是所载史墨之言，是本文作结论时的瑰宝。史墨是当时最博学多闻、最富智慧的晋国大夫。可贵的是他的感言和预测--范、中行两氏先亡，赵氏如不失德，“可以免”--竟与孙武的预测几乎完全相符。这就有力地说明孙武预测中灵验与不灵验的部分，都代表春秋末叶一般菁英的共识和同感。深悉晋国内情如史墨者尚且相信赵氏“可以免”，孙武对赵氏远景估计过高的错误是不难理解的。更可贵的是《左传》系孔子及史墨之言于昭公二十九年之末，紧接着“冬”晋铸刑鼎简要纪事之后。这充分表明此二哲人的反应和预测是即刻的，并暗示这种反应的“即刻性”决不仅限于鲁、晋两国。众所周知，《春秋左传》纪事以鲁为“主”国，此外较详于长期称霸的晋国。我们有理由相信雄才远虑的吴王阖庐对和重要盟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绝不会不立即有所反应的。因此，《吴问》正是他即刻反应的记录，是幸而因有《孙子》才得保留至今的。所以现存的《孙子兵法》和《吴问》都是撰成于阖庐召见孙武之年--前512年；不过， 《孙子》撰就于召见之前，而《吴问》所纪则成于召见之后。有关现存《孙子》十三篇及其余残篇撰成的年代和次序，曹操、孙星衍、毕以珣三家所论，词简识卓，令人倾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