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本节之前，尚有一事必须提及。孙武在《吴问》中对范、中行两氏先亡的预测可能与当时一般菁英的看法相近，但是在解释诸卿室灭亡先后以及赵氏最后胜利之故，孙武却提出较孔子和史墨更深刻独到的见解。现存春秋文献之中，惟有《吴问》讲到晋六卿室田制的不同：范、中行氏制田，以百六十（方）步为亩，亩最小，税最重；智氏制田，以百八十步为亩，亩次小，税次重；韩、魏两氏制田，以二百步为亩，亩更次小，税亦如之；赵氏制田，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亩最大，免税仅征赋。赵氏给与人民最优惠的待遇，这正符合阖庐治吴的基本政策，所以在《吴问》中他表示对孙武答复的满意，并作结论：“王者之道明矣，厚爱其民者也。”（注：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竹简《吴问》除三字外，全文皆经吴氏审慎校补。本文涉及田制之处，只能是竹简原文的通俗简化。）孙武的答案初看似乎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已显示出他掌握政治、经济、兵源等方面关键问题的能力。一百五六十年后商鞅变法即采取了《吴问》中首次言及的赵氏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富国强兵的基石（注：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吴氏考订孙武对商鞅的思想和制度改革的影响，甚见功力。第9页论古田制，据《太平御览》卷750（上海涵芬楼影印），纠正了刻印错误。原文《一位算法》经吴氏订正为《一行算法》。僧一行是唐太宗、高宗期间著名天算古历专家。）。
    六、结语
    我国两千余年来一贯认为《论语》是传世文献中最古的私家著述。虽然《论语》一书杂有孔子弟子、甚至再传弟子的笔墨，但《论语》的极大部分代表孔子的思想和言论。已故杨伯峻教授的看法：“《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注：杨伯峻编著《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导言”，第4-5页。再，杨伯峻《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文物》1975年第1 期）指出《孙膑兵法》竹简中简提到晋将荀息和孙轸。前者系晋献公（前676 -前651年在位）时人，后者不见于《左传》， 但《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孙轸五篇》。传统学人有疑孙轸系陈轸之误者，惟陈轸屡见于《战国策》，为战国纵横家。杨氏指出《汉书·艺文志》同类书通常以时代先后为序，《孙轸》列在《蚩尤》与《繇叙》之间，后者即由余，秦穆公（前659-前621年在位）时人。杨氏疑孙轸应系晋文公时名将先轸（前635年擢为中军帅，卒于前627年），并认为“这样一位人物有兵书著作是毫不奇怪的”，此文中杨氏谓“《论语》的成书已在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00年左右。”果尔， 则《孙轸七篇》早于《论语》之编就二百余年，而本文考证结果《孙子兵法》早于《论语》至少一百余年。）是当代学人所接受的。
    本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肯定《孙子兵法》的春秋属性。通过《吴问》与《左传》的对核，得出不久前连自己都梦想不到的结论--《孙子》十三篇和《吴问》都可确定是撰成于吴王阖庐三年，孔子时年四十。《孙子》及《吴问》的撰成应早于《论语》的编就至少两个世代。本文的结论如无大误，举世汉学界理应公认《孙子》为中国现存最古的私人著述。中国典籍、目录诸学、学术、哲学诸史亦应重定坐标。重定坐标势必引起一系列的学术翻案，其中可预期令人最惊讶的将是《老子》辩证思维至少部分衍生于《孙子》的这项论证。本文的结论可能引起最基本的大课题应是如何重新考订、分析、权衡、界定“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的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