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一个角度看《诗经》成书问题
    如果以上的分析可以说明《诗·大雅·荡》篇的思想主旨及何以被斥为“小人”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还有两个问题有待讨论：一是既然《荡》篇为“小人”之诗，那么它为什么还会保存在《诗》中呢？孔子为何不将其删除呢？二是这个简文对于我们认识《诗》的成书问题有无启发呢？如果有的话，应当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诗经》诸篇多出自卿大夫之手，所以《国语·周语》有“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说，《晋语》六亦有“在列者献诗”之说。即便有“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35)，但所采集的诸地民歌并不会直接入《诗》，也需由卿大夫之手润色整理而成诗。最初的《诗》的诗歌在当时都是各种礼仪场合演唱的歌辞，是与音乐配合为一体的。卿大夫自己所创作的诗歌当然也在其中，表现卿大夫个人情绪的诗作自然会保存在诗中。周王朝厉、幽之时和两周之际出现了不少通过谴责“天”表现对于王权不满和卿大夫无所适从情绪的诗作，如《节南山》、《雨无正》等。《荡》篇很可能出现于此时并保存在孔子之前的《诗》中。
    既然孔子尊王、尊天命，那么，孔子在为弟子编选《诗》作为教本的时候，何以不将这些诗篇排除，而仍然列在《诗》中呢？这个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
    一方面，孔子要保存《诗》的历史面貌。这些诗虽然不合乎孔子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但它毕竟是那个时代情绪的反映，既然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36)，那么，这些诗就是过去时代的“怨”的样板，孔子让弟子了解历史(诗的历史与时代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这类诗自然有其保存的价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体悟到孔子编选《诗》时实有“存真”的理念在焉。孔子曾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7)，关于这其间的含义，朱熹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38) 所谓“思无邪”，并非每篇诗必皆合乎圣道，而是指诗人直抒胸臆，可以使其“性情千古如照”(39)。或许正是从这个十分客观的角度，孔子在编选《诗》的时候，依然将不合己意的《荡》之类的篇章收入而予以保存。
    另一方面，从培养弟子的辨别能力看，这类诗是可以作为反面教材使用的。这种情况犹清儒魏源所谓“存以示戒”之意(40)。《诗》中可以保存各种思想的诗作，这是孔子存历史之真的卓见。但孔子并不是主张放任自流，而是强调要“思无邪”，读诗者不要有邪念，而应当有正确的观点对诗进行分析。简文批评《荡》篇为“小人”，就是一种引导，就是让弟子认识不畏天命的“小人”的本质。孔颖达《毛诗正义·序》谓：“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辟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荡》之类的诗，正可以起到使读之者“塞违从正”的作用。
    由这两点考虑，《荡》之类的篇章被编入《诗》应当是不难理解的。这对于我们认识《诗》的成书应当有一定意义。
    现在我们来讨论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诗》的汇集和编定流传，应当是西周春秋时代的事情。宋儒王柏论《诗》之成书，曾有“《诗》凡三变”之语。他说：
    《诗》凡三变矣。《正风》、《正雅》，周公时之诗也。周公之后，《雅》、《颂》庞杂，一变也。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再变也。秦火之后，诸儒各出所记者，三变也。夫子生于鲁襄公二十有二年。吴季札观乐于襄之二十有九年，夫子方八岁。《雅》、《颂》正当庞杂之时。(41)
    其所谓的“三变”，大致是对的。但谓周公之后“《雅》、《颂》庞杂”，则未必全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札评论《大雅》谓：“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是可见季札时的《大雅》音乐以“直体”为特征。所谓“直体”，意即音乐正直而豪迈，犹后世的“进行曲”。季札所见的《大雅》与周公时诗应当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上博简《诗论》“《肠(荡)肠(荡)》，小人”的评语表明，孔子时《荡》篇只是对于“小人”的抨击之诗，此篇里面还没有歌颂文王之德的内容(反之，如果有歌颂文王之德的内容在，孔子也就不会有“小人”的斥责之评语在焉)。马承源曾指出，《荡》和《民劳》、《板》等七篇之入《大雅》系“汉儒整理时所混杂”，如今，我们可以补充其说，谓《荡》篇后七章的文王咨责殷商之辞亦当作如是观(42)。简文表明，孔子之时，那种所谓的“庞杂”局面尚未出现。关于《诗》的成书，我们可以推测，周公以后、孔子之前，《诗》为采风之官收集整理而存于周王朝以及各诸侯国官府，孔子时选出一些诗篇作为教本，是为《诗》的初次编选整理成册。孔子之后，各派儒者所记，基本保持一致。秦火之后，汉儒所记者，与孔子所编定的《诗》的面貌已经有了距离，不仅有遗失和错简，而且字句的错讹之处也不少。汉儒进行整理而使《诗》得以流传，是为一大贡献，但错讹之处亦随之流传下来。今日释《诗》，不可不注意到这个情况。上博简《诗论》为战国中期的文字记载，未及秦火，对于了解先秦时期的《诗》的情况非常重要，其与今传本的文字异同处，更值得重视。《诗论》第25号简的“《肠(荡)肠(荡)》，小人”，对于认识《诗》成书问题的意义，应当首先就在于此。
    注释：
    ①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5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②许全胜：《〈孔子诗论〉零拾》，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36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③李学勤：《〈诗论〉与〈诗〉》，见《清华简帛研究》第二辑，第30页，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2002。
    ④李零：《上博楚简校读记》，载《中华文史论丛》，2001(4)。
    ⑤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载《中国哲学史》，2002(1)。
    ⑥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释义》，第103-10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⑦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第237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