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帝本纪》“造成了中华文明、中华历史的一元论”吗？
    司马迁写《五帝本纪》是从黄帝写起的。史式先生认为：“脱离了历史真实，至少对后世留下了两方面的后遗症。”“一是造成了中华文明、中华历史的一元论。造成了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的历史观。这与史事不符。”难道史实果真如此吗！？难道这符合《史记》的记载吗！？
    首先，司马迁所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对中国历史学有多方面创造性的贡献，在中国文化多元论方面也有着重大的贡献。如《史记》中包括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民族传记。另外，还写了《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世家》、《楚世家》以及《秦本纪》等，就其实质而言，也都可能看作是民族传记。在上述列传、世家、本纪等篇章中，对我国北方、西北、西南、东南、华中等地的许多民族的历史、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历史人物等都作了论述。说明我国的古代社会历史的构成，民族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
    《五帝本纪》写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本纪》中，没有提到伏羲，但提到了“神农氏衰”，语焉不详。在本纪中，把黄帝以下的颛顼、帝喾、尧均被认为是黄帝的后裔。这是一个失误。在上文所引《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Ⅱ·三皇五帝》中，是把颛顼、尧、俊（即舜、喾）均列入东夷的古帝。在《孟子·离娄下》中就指出过：“舜……东夷之人也。”因此，就以《五帝本纪》本身来说，实际上也不是一元论的。
    在《五帝本纪》的文末，司马迁有一段议论，很值得重视。“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缙）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在今甘肃省平凉市），北过涿鹿（古山名，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境内），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余并论次。”这段话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司马迁冲破了古代疑古派所设置的障碍，写下了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其功绩不可埋没。其文中纵有缺失，我们也不宜苛责古人。史式先生说：“只有《史记》与众不同，既无神话，又无传说。”这样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难道司马迁对各地长老访问的历史资料，不能算作传说吗？难道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在古代不能看作是神话吗？黄帝怎么可能率一群野兽与炎帝作战哩？这个在历史上难解的谜，用现代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就可以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当年黄帝所率领的并不是一群野兽，而是率领分别以这些野兽为图腾的众氏族作战。不是率兽与人战，而是率人与人战。在《五帝本纪》中有神话与传说，在《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中都有许许多多的神话与传说。张大可教授所著《史记论赞辑释》一书中，讲到了《史记》取材的六条途径，说明《史记》中有许多篇章引用了民间传说、民歌童谣、俚语俗谚与实物资料等。该书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中华历史的一元论”，是史式先生强加于司马迁的
    史式先生所说的一元论的内涵：“造成了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的历史观。”就以《五帝本纪》而论，司马迁曾经提到了炎帝（神农氏）比较详细地讲了黄帝，同时也比较详细地讲了属于东方古帝的颛顼、尧、舜等人，怎么能说是一个始祖哩？在上文所引《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Ⅱ·三皇五帝》所列举的古代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的大名单中，炎帝与黄帝在古代就被许多民族认为是自己民族的祖先，直到现在，不同民族成份的中国人，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裔大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这里所说的炎黄子孙并不是生物学、遗传学意义上的子孙，而主要是历史学、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子孙。在这里，祖先和子孙的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一代接一代传承的概念。中国人所以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是出于对炎黄以及他们的前辈和后辈--列祖列宗所缔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恩戴德。这也说明中国人并不把黄帝当作惟一的始祖。
    中原地区一般说来包括了黄河流域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在我国的两大辞典--《辞源》和《辞海》--中都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在《魏书·宕昌羌传》中说：“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宕昌羌分布的地区在甘肃宕昌县及周围的地区。这里所说的中华系指中原地区。中原地区是上述三皇五帝条中大批西部与东部古帝生活过的地方，是发现比仰韶文化历史更为久远的文化遗址的地方，如：裴李岗文化（约为公元前5500～前4900年）发现于河南新郑县；磁山文化（约为前5400～前5100年）发现于河北武安县磁山；大地湾文化（前5800～前5400年）发现于甘肃秦安县；李家村文化发现于陕西省西乡县以及洋县土地庙、安康县郭家湾等地，其年代与大地湾文化相当或稍晚。中原地区还是夏、商、周三代建都的地方。夏、商、周三代都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却都还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夏王、商王、周王虽然对众诸侯享有朝拜、进贡以及征调军队和劳役的权力，却制止不了诸侯间的相互兼并。《诗经·殷颂·殷武》中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进贡），莫敢不来王（朝拜）。”《周本纪》中说：武王伐纣时，有八个蛮夷戎狄族的诸侯参加，即庸、蜀、羌、、微、、彭、濮人。
    在西周和东周的春秋时期，还存在着中原与四裔的说法。春秋时期出现了五霸，五霸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荀子》中所说的五霸，系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史记·天官书》中说“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正义》注曰：“秦非子（本为东夷人）初邑于秦，地在西戎。楚子鬻熊始封丹阳，荆蛮。吴太伯居吴，周章因封吴，长句吴。越祖少康之子初封于越，以守禹祀，地称东越。皆戎夷之地，故言夷狄也。后秦穆、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皆得封为伯也。”《史记·六国年表》中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说，吴国的居民为荆蛮，又说为夷蛮。《史记·东越列传》中说，东越国的居民为东越。
    夏、商、西周的最高统治者均称为王。春秋时期吴、楚、越等诸侯相继称王。始尊称周王为天王或天子。至于把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尊为皇帝，始于秦朝的秦始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史式先生却说：“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位出场的主角--黄帝，就被描绘成为一位垂手拱衣而天下治的大皇帝，一切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一切文治武功都记在他一人的账上。”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说法，未免夸张得太过份了。我的专业不是历史学，但我认为写历史必须有根有据。遗憾的是，史式先生并没有告诉我们，是谁或谁们把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酋长，尊称为“大皇帝”的，又是谁或谁们把“一切发明创造”和“一切文治武功归功于黄帝一人的”。对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愿意再多说，但是近阅1999年6月1日《团结报》第三版，史式先生竟然说司马迁的“中华历史的一元论”，“就会尽量拔高华夏--汉族，贬低各少数民族，掩盖真实的历史，不利于民族之间的团结。”把这样的罪名强加于司马迁是很不公平的。司马迁所写《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以及实质上为民族列传的一些世家、本纪等，都给予了各该民族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个历史学上的创举，是应该受到称赞的，对后来的历史学影响很大，在二十四史中，除两个小朝代外，全都有民族传记。在古代中国史学家中司马迁的民族观是有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