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层次实际上贯穿着“智”、“圣”之说：第一层提出“中心之智”与“中心之圣”，第二层往复论述“智”、“圣”，第三层以金声玉振喻论“善”、“德”，实际上是在升华前文的“智”、“圣”之论。
    楚简《五行》第二部分的展开，仍然依循着“圣智”的线索。
    第二部分第一层的首句即提出“圣智”的问题：“不聪不明，不圣不智……”；第二层即逐一解释何谓不聪、何谓不明、何谓不圣、何谓不智，进而详论“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的“智圣”之说；第三层则分论仁、义、礼；第四层以仁、义、礼、德之序总说，“德”即包括了“智圣”。
    《五行》的这种“圣智”之论，是源出子思的。《史记》说“子思作《中庸》”（注：《史记》卷四十七，第1946年，中华书局1982年。），《中庸》即有“聪明圣智”之说，所谓：“苟不固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注：《礼记正义》卷五十三，第407页上，《十三经注疏》本。）《五行》的“见而知之”、“闻而知之”，也应是从《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注：《礼记正义》卷五十二，第401页中。）化出。但楚简《五行》“圣智”的线索，在帛书《五行》中已近不存，可举四证。第一，帛书《五行》开篇论“五行”，以仁、智、义、礼、圣为序，未见“智”、“圣”关联，其义莫名；楚简本则以仁、义、礼、智、圣为序，“智”、“圣”相续，继以“中心之智”与“中心之圣”之论，是全篇“圣智”之论的起点。第二，如前所述，帛书本将“不聪不明，不圣不智”句后置；从《五行》第一部分的结构可见，这里的“聪明圣智”之论，有着承上启下、贯通全篇的核心作用；帛书作者将其置于“仁”、“义”、“礼”之论后，显然未解此句“圣智”之论的深义。第三，与此相应，帛书本将往复论述“圣智”之说的“未尝闻君子道，谓之不聪”一段，移至“颜色容貌温，变也”段后；从《五行》全篇的结构去看，“未尝闻君子道，谓之不聪”段只有像楚简那样放在第二部分的第二层才可能使第二部分的内容与第一部分衔接，这是全篇“圣智”之论的线索决定的；帛书作者未知其义，不仅割裂了“颜色容貌温，变也”段与“不简，不行”段之间的关联，而且支离了《五行》全篇的“圣智”之说。第四，帛书作者对于“圣智”之论的迷失，在传文中也有极明确的证据：楚简《五行》二八号简有“圣、智，礼、乐之所由生也”一句；此句在帛书《五行》的经文中阙失，但在帛书《五行》的传文中尚存，作“‘[仁、]义，礼、乐所由生也’，言礼、乐生于仁、义”；改“圣、智”为“仁、义”，知帛书作者失却“圣智”之说，信为不诬。
    可见，虽然帛书《五行》是认识思、孟“五行”的重要文献（注：思、孟“五行”是两系成说的，详见邢文《帛书周易研究》，第209～22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但却经过了子思后学的修改。
    第三，楚简《五行》与帛书《五行》的差异，是认识子思学派的重要材料。
    楚简《五行》的出土，足以证明思孟学派确实存在（注：曾有学者认为帛书《五行》并非思、孟五行，先秦时期不存在所谓思、孟学派。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第29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楚简《五行》有经无传，帛书《五行》经、传俱存，两者的区别，反映了不同的子思学派的传流。帛书《五行》的传文两见“世子曰”，知为世子之学。《汉书·艺文志》记世子“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注：《汉书》卷三十，第1724页。）《论衡·本性》：“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注：《论衡》卷三，第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钱穆先生举“《春秋繁露·俞序篇》亦引世子，其书据《春秋》发议，尤为晚出一证，殆与公孙尼子同时耳。”（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四，第459页，上海书店1992年。）帛书《五行》经传失落“圣智”大义，或也是世子之学的一个特征。
    楚简《五行》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属战国楚地之学。其篇首漏抄“君子亡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圣”云云，知亦辗转传抄之本。如上所论，楚简本较帛书本更近子思之说，可知战国楚地，至少有两种子思学派在传流，这是我们关于先秦学术史的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