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其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史料丰富，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仅就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有关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粗浅看法。文章中凡引用《四库提要》及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之语，概不加注，以省篇幅。
    一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共著录魏晋南北朝人撰著的史书19部802卷。其中正史类6部588卷，编年类1部30卷，传记类1部3卷（存目1部1卷），载记类4部129卷，地理类5部50卷（存目1部1卷）。
    正史类所占比例最大，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体史书大发展，从而取得“正史”地位的历史事实是相吻合的。载记类所占比例仅次于正史，反映了这一时期多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地理类的数量多于传记类，说明这一时期地记的发展取得了更长足的进展。以上的数量统计，显示出《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趋势，是把握得恰如其分的。
    再从以上19部史书的内容看，注释前代史的仅1部，即裴骃的《史记集解》130卷；记述前代史的仅2部，即范晔的《后汉书》第120卷及袁宏的《后汉纪》30卷。这两部分史书的卷数合起来，计280卷，均以记述魏晋南北朝的当代史为主要内容，所占卷数比例达65%。
    这一有关内容的数量分析，说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者，在著录史书时是很严格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史记》作注的有裴骃、徐野民（即徐广）、邹诞生三家，以裴骃所注质量最高，最为完备，该注与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三家注”，《四库》按照择优录用的原则，选录裴骃《集解》，是恰当的。根据同一原则，于后汉史仅录范、袁二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对于这一时期，当时人所写的当代史，《四库》不仅著录了陈寿的《三国志》65卷、沈约的《宋书》100卷、萧子显的《南齐书》59卷。魏收的《魏书》114卷等正史；而且在传记类中著录了皇甫谧的《高士传》3卷，载记类中著录了常璩的《华阳国志》12卷附录1卷、陆翙等人的《邺中记》1卷、崔鸫的《十六国春秋》100卷，地理类中著录了郦道元的《水经注》40卷、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5卷、嵇含的《南方草木状》3卷、宗懔的《荆楚岁时记》1卷、法显的《佛国记》1卷。这些史书，除嵇含之书属伪托，已经余嘉锡先生、陈连庆先生辨证外（见《文史》第18辑，《今本〈南方草木状〉研究》），其余大多是这一时期史家的代表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未将史注单独列为一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重要史注，已附录在其他各类中。如韦昭的《国语注》，附在杂史类著录的《国语》中；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附在正史类著录的《三国志》中，杜预的《春秋左传正义》，著录在经部春秋类中。以上史注，均反映了这一时期注史方法的进步与发展。
    二
    隋唐至明清时期，记载与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史著层出不穷，《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共著录这方面的史书38部1068卷。其中正史类9部511卷，编年类1部10卷，别史类1部20卷（存目6部309卷），杂史类存目1部18卷，传记类1部10卷（存目2部50卷），史钞类2部16卷（存目4部30卷），载记类存目4部26卷，地理类3部54卷，史评类2部12卷（存目2部2卷）。上述史著，以成书时代划分：隋1部10卷，唐8部522卷，宋6部26卷，元1部3卷，明11部321卷，清11部186卷。
    以史著的质量与卷数而言，隋唐时期占首位。唐修《晋书》130卷、《梁书》56卷、《陈书》36卷、《北齐书》50卷、《周书》50卷、《南史》80卷、《北史》100卷，这七部纪传体史书都被列入正史，它们是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基本史料。唐修《隋书》虽然是记载隋朝史的，但其十志本名《五代史志》，包含着不少魏晋南北朝史的内容。隋王通的《元经》10卷，记事始于晋太熙元年（290年），终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描述了公元三至六世纪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大势，表达了作者南北一家，赞成统一的思想。唐许嵩的《建康实录》20卷，起吴大帝迄陈后主，备记六朝事迹，是一部偏重于记载南方地区的区域性断代史。目前以上各书，除《元经》尚未有点校本外，其余均已有中华书局点校本问世。
    宋元时代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史著，很多是有感而发的。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魏晋南北朝部分约占全书的37%，因为它是一部编年体大通史，故其卷数未统计在上面的数字之中。南宋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编类》2卷，是为补《金陵图经》而作，于山川形势、域阙楼台、宅舍坟陵、寺庙碑刻等名胜古迹记载尤详。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10卷，详载三国六朝胜负攻守之迹，而系以论断，兼陈得失，主张以史为鉴，修人事以自强。洪迈的《南朝史精语》10卷，摘抄宋、齐、梁、陈四朝史中之语，侧重于反映当时社会风貌，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看，于史籍校勘尤具价值。这三部南宋人所著书，目前惟李焘之书尚未点校整理，其余两部已有南京出版社点校本问世。至于宋石延年撰《十六国考镜》1卷，通篇不足二千字；宋唐庚撰《三国杂事2卷》，立论故与前人相反，而标新立异；宋陈亮撰《三国纪年》1卷，“大旨主于右蜀而贬魏、吴，名为纪年，实史家论断之体”；元赵居信《蜀汉本末》3卷，是按照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宗旨，“以蜀为正统，起恒帝延熹四年昭烈之生，终晋泰始七年后主之亡”。这类史书的出现，毕因宋元时代民族矛盾尖锐，作者为历史上的蜀汉争正统，实际上是为现实生活中偏安南方的汉族政权争正统，或是为汉人、南人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