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度日本的先秦史研究成果是非常丰富的，本篇所评介的只是其中几部著作，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几部力作。按照我国史学界的分类习惯和术语，先秦史属于断代史范畴。但先秦史包括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因而其中既有夏史、商史、周史之类的断代史，也有带有通史性质的著作。这里所要介绍的、由鹤间和幸教授负责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3·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由尾形勇、 平势隆郎两教授所著《世界历史2·中华文明的诞生》（中央公论社）就属于通史性的著作， 而由平势隆郎教授著的《左传的史料批判研究》，以及由工藤元男教授著的《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和社会》则属于断代史中的专题研究。
    《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是《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8卷本中的第3卷，它由鹤间先生负责，由鹤间和幸、冈村秀典、工藤元男、 林俊雄、平势隆郎、江村治树、佐原康夫、藤田胜久、富谷至、原宗子诸先生合作撰写。在结构上，从纵向看属于通史性质，从横向看又带有专题色彩。全书由“前言”、“结构与展开”、“境域与局所”、“论点与焦点”诸栏目组成。“前言”和“结构与展开”栏目由学习院大学的鹤间和幸先生执笔，在“结构与展开”中，鹤间先生以“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为大标题，其下又分为“绪论”、“一、历史的视点”、“二、中华与东方世界”、“三、文明时代”、“四、由城市国家到中华--三个地域的扩大”、“五、从地域到走向统一的视点”诸章节。在这部分，鹤间先生从理论的层面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了全新的论述，很值得一读。
    我们知道，30年前，日本第一次出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当时尽管因中日尚未建交，日本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对于新史料的入手较为困难，然而仅以笔者曾阅读过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4·古代4·东亚世界的的形成Ⅰ》而言，它一问世，就以其鲜明的学术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0年后的今天，作为第二次《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中的第三卷--《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给人第一个印象就是打破了近20年日本的中国古代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沉默。
    《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的理论构筑主要体现在《结构与展开》之中。在这里，鹤间先生首先通过对《史记》史料性格的讨论和对近现代学术视角的反省，提出了该卷的出发点。其视角核心就是把先秦时期的中国置于多元、复杂的世界来把握。他既反对黄河文明一元论，即反对把由文明的发生到中华帝国形成的历史描绘成以黄河中下游为同心圆的中心而不断扩大的历史；也对长江文明论持有异议。他提出了从城市国家的出现到中华世界形成过程中三种地域扩大的概念。其第一地域--城市，指的是从殷周到春秋时期，“领域国家”（即所谓“领土国家”）形成之前以城市为基础而出现的城市国家。在领域国家形成之后，它们以郡县的形式成为传送中央政府意向的地方行政组织的基础。第二地域--战国国家，指的是国土空间扩大了的战国时期的诸“领域国家”，但依然是扎根于各地域的国家。第三地域--华夷共存的世界，鹤间先生称之为广义上的“中华”，它超越了战国地域国家框架，相当于诸子所言的“天下”这样的地理概念。以上述三个逐渐扩大的相重叠的地理概念为基础，鹤间先生转换了日本学者对秦汉统一帝国形成史研究的视点。
    鹤间先生的研究也反映了近年来虽说为数不多但却很有思想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试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倾向。因而该篇主张应把那种以近代欧洲为标尺来衡量亚洲的做法，转变为将欧洲和亚洲都相对化，而且还应避免用近代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标尺来套用古代，即与其像过去那样用“中国古代国家”、“中国古代帝国”、“中华民族”和“汉民族”、“乡里共同体”和“豪族共同体”来替换“国家”、“帝国”、“民族”、“共同体”这种近代社会科学的概念，还不如回到中国固有的“国家”“天下”“中华”之类的意义中去。
    关于太史公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性质问题，鹤间先生强调太史令不是民政官，也不是王朝的史书编纂官，而是掌管国家宗庙礼仪的太常所属的记录官--太史之长，《史记》是对应天事而叙述人事，不是一般的人事行政记录。这些都是深入研究和了解《史记》的结果，但笔者以为也不能由此而矫枉过正。与《春秋》这一编年体形式的史书以及先秦时其它风格的史书相比，《史记》更具有自己的创造性，特别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意保留了许多年代矛盾的记录等，显示了司马迁对记述历史的态度，这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至于太史令的所属和《史记》有对应天事而叙述人事的现象，用司马迁的话说亦即所谓“究天人之际”，这正反映了“太史令”这一职官和《史记》所处的承前启后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点。在这点上，小南一郎教授最近发表的《史的起源及其职能》很有启发，也很有说服力。在该文中，小南先生从《周礼》和《仪礼》各处所涉及到的“史”及其“史”所担当的职役与角色入手，进而分析构成“史”字要素的“中”的含义，并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的陶器符号特别是数字符号来论证“史”的起源和最初的职能，因此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国“史”这样的阶层原本是掌握计算及其记录技术的人们。这种计算和记录，既包括从地方向中央贡纳物资的记录，也包括封数符号的计算和记录，因而，“史”也从事筮占工作，筮在根本上就是从这样的数字技术派生出来的（注：小南一郎《史的起源及其职能》，《东方学》第九十八辑，1999年7月。）。可见， 史官从其起源开始，就有“对应天事来记录人事”的特征，司马迁的《史记》也保留了这些因素，因而今后我们阅读《史记》时，还应留意发掘其中所蕴藏的宗教文化和人类学现象，并对宗教、神灵与祭祀在国家的机能和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加深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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