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1〕本论文试图说明：《尚书·洪范》是中华文明形成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
    根据本论文的旨趣，我们需要首先说明一下中国文化史上的文明时代形成于殷代，确认《洪范》是箕子的著作，以及评述一下中国“《洪范》学”的简史，以此作为导论。
    1.殷代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洪范》是箕子的著作
    “文化”与“文明”这两概念，在西方学术界一般不加区别地使用着，但是在特定情况下是有所区别的。仅就本论文所涉及的一个方面，略述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人类学之父”泰勒（E.B.Tylor）第一次把人类社会进化分为三个主要时代：蒙昧、野蛮和文明。此后，不少学者认为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是城市化（意味着社会组织复杂化）和文字的使用。我国当代学者所熟悉的是摩尔根、恩格斯有关这三个时代划分的理论。他们把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作为史前的两大文化阶段，而在野蛮时代后期才开始向文明时代过渡。摩尔根把生产技术发展的一定水平（主要为铁器的使用，他是就古典古代的文明史而言，如果就古代东方而言，则应当是青铜的冶金术），并以文字的使用作为文明开始的标志。恩格斯进一步说明：“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劳动分工、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资料私有制等等的发展改变了先前的社会，即以地域关系和阶级压迫为特征的国家机构代替了以血缘关系和公有制为特征的氏族公社制度。人类社会就由史前文化进入了文明时代，文明社会则是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
    我国的文明时代开始于什么历史时期？我国当代历史家一致同意开始于夏代。但是夏代的历史记载至今尚未发现考古学上的证据，历史研究者仅推测龙山文化可能是夏代文化遗址。但是遗址中没有任何铜器，没有记事的文字体系。传说历史中的夏代都城经常迁移，这种城市显然是部落社会的暂时定居点，而不是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因此，我们认为夏代尚处在向文明时代的过渡阶段。我们同意历史家范文澜的论断，他说：“夏是国家机构逐渐形成的朝代，商是国家机构已形成的朝代。”〔2〕
    断定商（即殷）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开端是无可争议的，因为有关它的纸上遗文和地下实物与上述文明时代形成理论是一致的。据《尚书·多士》篇，周公向殷代遗民说：“惟尔殷先人，有册有典。”郑州商代遗址和安阳殷墟的地下实物证明：甲骨文中已经有记载国之大事（“唯祭与戎”）的“书写的历史”；有了“京师”“大邑商”的称呼；至于殷代的铜器达到了世界青铜文化的高度水平；墓葬遗址表明“百姓”（贵族）与“民”的阶级划分，等等。
    再就《洪范》篇的著作权言，自司马迁到清末，除个别人外（如南宋赵汝谈在其《南塘书说》中谓“《洪范》非箕子之作”），一般都认为是箕子之作。我国近代学者多认为《洪范》是战国时子思一派的儒家所作。但是历史家范文澜仍相信为箕子之作，他说：“《尚书·洪范》篇，据说是周史官记录箕子所说殷政治文化的纲要，大体可信。”〔3〕我们以《洪范》的本文为内证，完全有理由认定它是箕子的作品。第一，如果为战国作品，《洪范》在谈五行时必联系“阴阳”，但是《洪范》不谈阴阳，正如《周易》不谈五行一样，是有目共睹的。第二，战国儒者谈“王道”必谈“礼、乐、刑、政”四个“王道之端”，而《洪范》论“王道”完全不涉及礼乐。
    2.《洪范》学简史评述
    在经学史中，《洪范》的研究最为大观，称之为“《洪范》学”，当之无愧。但是它的主流，2000年来，走在误区中：它所建立的阴阳五行灾异论是幼稚神学和巫术的杂拌儿。
    对《洪范》作专门研究开始于西汉初期。班固作过概述，他说：“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其传与刘向同。”（《汉书·五行志中》）又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师古注：错，互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传》，……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汉书·五行志上》）夏侯始昌所作的《五行传》原名为《洪范五行传》（参看《汉书·夏侯胜传》），刘向所传《洪范》原名为《洪范五行传论》，刘歆所作原名为《五行传说》。这类著作的不同，不在原理上，而在所举的事例上。这个原理，班固概述在刘向的著作中。他说：“向见《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纪，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汉书·刘向传》）这种天人感应的符瑞·灾异论的创立者是刘向之前的“始推阴阳”以曲解原始儒学的董仲舒。他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善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又说：“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刘向、刘歆以及其他五经学者所建立的“五行阴阳休咎之应”的《洪范》学被班固总括在他的《五行志》中，成为支配中国正统史学的神学历史观。二十四史中从《汉书》到《清史稿》除了《新五代史》和《辽史》外，都有《五行志》。（《魏书》称《灵征志》，《清史稿》称《灾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