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韬》的成书时代和作者
    《六韬》旧题为姜太公所著，并且以太公与周文王、武王问答的形式写成。证之史书，姜太公辅佐周文、武二王，“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1]（《齐太公世家》）。牧野之战，他指挥周军以少胜多，消灭了纣王军队主力，商朝由此灭亡。太公既然是杰出的军事家，其业绩和谋略自然会为后世言兵者所推崇，但是，《六韬》不可能是商周之际的作品，书中春秋战国以来的时代痕迹很多。
    有一种看法认为，《六韬》是魏晋以后假托太公之名的伪作，其理由是《六韬》书名在《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但据古籍记载，汉代以来《六韬》一书一直在流传着，如谢承（三国人）《后汉书》：“（徐）淑字伯进，善诵太公《六韬》。”《后汉书·何进传》：“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压四方。”《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刘备遗诏：“……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太平广记》卷191引《拾遗记》：“魏任城王章，武帝子也。少而刚毅，学阴阳纬候之术，诵《六韬》、《洪范》之书数千言。武帝谋伐吴，问章，取其利师之诀。”东汉中期的许慎还曾作《六韬注》（见《太平御览》卷357引）。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指出：“是则《六韬》之书已盛行于后汉，不始于三国，”其说非常正确。
    那么，《六韬》究竟何时成书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先谈一下其与《太公》一书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有《太公》237篇，包括谋81篇，言71篇，兵85篇。班固自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后句有误，当作“又或以有近世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艺文志》太公书仅此一种，《六韬》理当含在其中。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了未署《六韬》之名、但部分内容与今本《六韬》基本一致的太公书竹简；次年在河北定县西汉墓中，又出土了一批被称为《太公》的竹简，其篇目均有编序，内容有的同今本《六韬》一致，有的则超出今本。这两处重要发现不仅印证了《六韬》西汉中期以前就已存在的事实，还证明《六韬》与《太公》之间确有内在联系。蒋伯潜《诸子通考·〈太公考〉》说《六韬》“似为《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中《兵》八十五篇之一部分”，不过，今本《六韬》共60篇，历代古书引用的轶文不下30篇（注：参看刘宏章：《六韬初探》，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张烈：《〈六韬〉的成书及内容》，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按道家和道法家的说法并无大别，而战国秦汉的杂家，其实也与黄老道德之术有相近之处，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不作区分。参见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则其不可能全部在《太公》“兵”85篇中。余嘉锡先生谓：“太公之《六韬》、《阴谋》、《金匮》等，皆兵85篇中之子目”[2]，亦失细考。
    《六韬》书名的出现不晚于汉初，《庄子·徐无鬼》：“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弢”、“韬”同源字，可通。《淮南子·精神训》：“故通许由之义，而《金縢》、《豹韬》废矣！”高诱注：“《金縢》、《豹韬》，周公、太公阴谋图王之书也。”这表明《六韬》曾独立流传。然而《史记·留侯世家》载黄石老人授张良《太公兵法》，不叫《六韬》；刘向父子和班固则以《太公》总名著录该书，下为“谋”、“言”、“兵”三部分，刘向的《说苑》也提及《太公兵法》，则东汉以前《六韬》之名并不流行。我们推测，战国以来，社会上已有多种托名太公的著作流传，《六韬》（可能即《太公兵法》）即为其中之一。到西汉，特别是到刘向受命编校古书时，诸多太公书被汇为《太公》一书。《六韬》或《太公兵法》和《太公》的关系，当类似《轻重》诸篇之于《管子》，既是独立的著作，又可从属于后者的整体之中。
    我们这样说还有一条证据。《文选》卷46任彦升《王文宪集序》：“若乃《金版玉匮》之书，海上名山之旨。”李善注：“《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匮》，虽近世之文，然多善者。’”《金版玉匮》当即《徐无鬼》之《金版》和后世之《太公金匮》，属于《太公》书系统无疑。据此，班固所云“又以或有近世为太公术者所增加”，显即因刘歆《七略》之言而来，又可知《七略》在《太公》书下的著录除“谋”、“言”、“兵”之外，尚有具体说明，形成一种三级目录结构。“《汉志》删省《七略》意在从简，故有省并之例”[3]，因而《艺文志》将上引刘氏关于《金版玉匮》之类的文字均略而不书。《金版玉匮》为《太公》的组成部分，《六韬》也必存在于《太公》之中。
    然而，《艺文志》“儒家”类中又有“《周史六弢》六篇”，班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唐颜师古认为该书“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后代不少学者也沿用其说。然清代沈涛已在《铜熨斗斋随笔》中力辨其非，他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梁玉绳和余嘉锡等人也续有论述。他们的主要理由有三点：第一，《六韬》根本不属于儒家之书，绝无入儒家之理；第二，班固明明注明《周史六弢》是东周某人著作，而与他对《太公》作者的注释绝然不同；第三，《汉书·古今人表》东周有名“周史大弢”者，《庄子·则阳》中正有孔子向他问学之事，故《周史六弢》之“六弢”，乃“大弢”形近致误。
    我们认为这一意见是正确的。班固把《太公》列在道家，具体到《六韬》，其主旨究竟是道家、道法家还是杂家，现代学者有不同意见，但绝非儒家可以肯定（注：参看刘宏章：《六韬初探》，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张烈：《〈六韬〉的成书及内容》，
    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按道家和道法家的说法并无大别，而战国秦汉的杂家，其实也与黄老道德之术有相近之处，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不作区分。参见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六韬》与《太公》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其事多兵权奇计”，以“阴谋”为显著特色。《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公）功冠群公，缪权于幽。”《集解》引徐广曰：“权智潜谋，幽昧不显，所谓太公阴谋。”《正义》：“言吕尚绸缪于幽权之策，谓《六韬》、《三略》、《阴符》、《七术》之属也。”贵智尚诈正儒家所深恶痛绝，绝不可能被班固这样的正统儒家堂而皇之地引为同道。这一点，只要看看班固对被认为是“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4]、“必非衰世权谋变诈所能为”（注：宋陈博良语，见清秦蕙田《五礼通考》。）的《司马法》和儒家军事思想的代表作《荀子·议兵》的推崇，就非常清楚（这两部书正好是《汉书·艺文志》出于“兵家”而分别入于“礼”和“儒家”类者，而且《汉书·刑法志》论兵亦大段抄录《议兵》）。又诸葛亮抄写给刘禅的四部书，《申子》、《韩非子》属法家，《管子》兼合道法（《艺文志》亦在道家），《六韬》因性质相近所以同抄。这正切合当时天下大乱、统治者特重治术的背景，如果是儒家之书就说不通了。而且，如果《周史六弢》即《六韬》，班固必然会象《太公》、《管子》、《司马法》等书那样在“兵家”下注明“省”或“出”于他处，而在“儒家”本书之下注明“入”，且历来著录都称“太公六韬”，何以唯独这里称“周史六弢”？班固对两书作者作决然不同的说明，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也许有人会说，师古见过《七略》，所言或有依据，但据钟肇鹏先生考证，师古其实并未见过《七略》全书[3]。所以他的说法恐怕只是想当然之语，并无可靠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