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韬》的著录和版本
    如前所述，《六韬》在西汉最重要的发展，当是在流传过程中逐渐编定并最终汇入《太公》的整体中。银雀山所出《六韬》抄本多有重复，但宣帝时期的定县本已经篇目井然，到刘向又做了汇校整理工作。因为刘向校书均汇集多本，“除重复”而“定著”，故《六韬》至此有了一个较权威的定本。
    东汉以来，《六韬》逐步独立流行，学者多有治此书者。从后来《太公阴符》、《太公阴谋》和《太公金匮》等书也独立流传看，庞杂的《太公》一书，东汉就逐渐解体和散失。东汉前期的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说：“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这个数字较班固著录少了很多，耐人寻味。但从篇目数考察，《六韬》除了《太公》的“兵”外，当还有其他部分的文字加入。东汉以来的《六韬》，可称为中古本《六韬》。
    此后直到唐宋，《六韬》除了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书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郑樵《通志·艺文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目录书中均有著录外，其内容还被许多古书特别是兵书、类书和注疏所引用，可谓流传有序。从中可见，宋以前的《六韬》仍然较为庞杂，篇数和内容要超出今本很多。但在近千年的流传过程中，该书也有所改变。如晋司马彪注《庄子》，所说的顺序是文、武、虎、豹、龙、犬六韬，就与唐代类书和今本不同；各种文本的篇目顺序也不尽相同，且与今本颇有差异，内容也有所散逸。据《宋史·选举志》载，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以《六韬》非全书”而只以《孙子》、《吴子》考选武举。尽管如此，中古时代《六韬》大体上仍然应是较为完整的。因为唐代太公地位甚高，京师和诸州立太公尚父庙，以名将十人配享，肃宗更封其为武成王，地位近于孔子。五代、宋因之，并于庙内设武学。因此，《六韬》一直是武学经典，版本甚多。南北朝隋唐书籍对本书广泛著录和征引，敦煌写本的存在，尤见其在民间的普及。这一时期，研读《六韬》的人是很多的，唐人注疏多用其文，是文人在读；武人读其书的同样不少，史书中例子屡见不鲜。如名将李光弼曾抄入所著《李临淮武记》，宋初名将曹翰有诗云“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太宗雍熙四年还曾手书《六韬》文字赐给武将。一种有如此之多的人在学习和使用的名著，大量散失的可能性很小。
    宋元丰年间，宋神宗下诏校定刊行《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书，是为《武经七书》（一般认为《武经七书》之名始于此，但宋初修撰的《太平御览》引用书目中已经有《兵法七书》，且《太平御览》多抄北齐《修文殿御览》和唐代《艺文类聚》等书，说明将七种主要古兵书合编起来的时间要早得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武经七书》本《六韬》即是今本，说明校定者何去非曾做过重大的整理工作。由于编集《武经七书》主要是用于武将的教育和选拔，同时从真宗庆历后武举不得学习“阴阳诸禁书”[9]（《选举十七》），所以比较中古本和今本《六韬》文字可以发现：今本的篇数减少，篇目有所调整，并且大量删除与军事关系较少和神怪色彩较浓的内容，文字亦大为简练。臃肿、涣散和多语怪力乱神的中古本《六韬》，变成了逻辑整齐、文字简练、内容精当的今本《六韬》。至此，《六韬》的成书过程才算最后完成，并直接导致了中古本《六韬》的消失。有学者注意到，南宋郑樵《通志》既著录了“《太公六韬》五卷”，又著录了“《改正六韬》四卷”，认为前者为未经改动的中古本，后者则为今本。如果此说不错的话，那么中古本《六韬》在南宋尚存，此后则再未见到了。
    在历代的著录中，《六韬》的篇目分合不定，版本多有变化。现在世人能看到的《六韬》，大致上有三个系统的版本。一是《武经七书》系统，亦即所谓今本，从《武经七书》开始至今有存世版本20多种。著名的除何去非校定的《武经七书》本《六韬》外，还有朱服校刊《武经七书》本《六韬》、施子美《六韬讲义》、刘寅《六韬直解》、李清《重镌六韬集注》、沈津《太公六韬类纂》、张居正《增订六韬直解》、黄献臣《武经开宗六韬》、朱镛《六韬汇解》等。这个系统的各种《六韬》版本，保存有近两万文字，一般均有6卷60篇，最为完整，是今人注释、研究《六韬》的主要基础。但如上面所指出的，这个系统实际上历经改变，与古本和中古本的原来面目是有距离的。二是来源于宋代《武经七书》成书以前的各种古书中节抄的《六韬》文字，可以称为引文系统。主要有唐代的《北堂书抄》、《群书治要》、《意林》、《艺文类聚》和宋代的《太平御览》等书中节引的《六韬》，此外还有一些古籍中也有零星片断的文字。该系统虽不如今本系统完整，但保留有许多不见于今本的重要内容，将它们和今本及唐代写本对照研究，可以大略看出中古时期《六韬》的面貌。三是来源于文物考古发现的竹简帛书系统。已知包括有四个版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和河北定县所出竹简《太公》中的《六韬》文字，以及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写本《六韬》残卷（《敦煌遗书》伯三四五四号）。这三个版本除唐写本外，都是西汉时期写成的、历史最久、最为接近古本，惜已残缺不全。另据报道，1985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西汉简牍中，也有《太公》，但此本迄今尚未公布，暂时无法利用。
    由于《六韬》在历代流传中人为增删和佚散严重，因而清代学者如孙同元、王仁俊和黄等做了大量的辑佚工作。他们从各种古籍中找出许多不见今本的《六韬》的内容，汇集起来，方便了我们现在对《六韬》的研究。清人所辑各种《六韬》佚文中，孙同元的《六韬佚文》是较好的版本。现代已故盛冬铃先生所作《六韬译注》，在附录《六韬逸文》中于孙氏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了文献佚文、敦煌写本及临沂银雀山汉简本的内容，是目前最为齐备的集佚本。此外，清人汪宗沂辑录《太公兵法逸文》、洪頣煊缉录《太公金匮》，其中也多有可助校勘《六韬》者。
    三、《六韬》的主要内容及其军事思想
    《六韬》一书向以“规模阔大，本末兼该”[10]著称，其体系之完整，内容之丰富，均为古代兵书所少见。有的外国学者称之为“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11]，并非过誉之辞。《六韬》在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等许多方面都有不少创见。
    第一，对战争性质与目的的深刻认识。《六韬》较好地继承了早期兵家理论并有所发挥。如它认为，“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与《孙子兵法》的有关论述一脉相承。但《六韬》从其“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贤者取之”的政治观念出发，把通过军事手段推翻暴政看作是正义的事业，是民众拥护和不可战胜的，因此，它认为“禁暴乱，止奢侈”的战争有其合理性，是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改善社会的必要手段和形式。
    第二，以“文伐”为核心的“全胜”思想。《六韬》对《孙子兵法》中倡导的“全胜”思想也有继承和发展。如《武韬·发启》之“全胜不斗，大兵无创”，《龙韬·军势》之“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都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甚至不经交战就达到目的，所谓“兵不接刃，而敌降服”。《孙子》虽然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命题，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却仅仅原则性地提出了“伐谋”、“伐交”两种途径。《六韬》在这方面则作了许多具体而深入的阐述，建立了以“文伐”为核心的新“全胜”理论。《武韬·文伐》中共列举了12种方法，“十二节备，乃成武事”。认为可以通过各种外交和军事谋略，瓦解敌人，不战而胜。《六韬》特别重视政治对于军事的根本意义，反复强调只有“有道者”才会“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并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尚贤、法法、节俭、轻赋、利民等是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第三，对选择、创造和把握战机的特别强调。《六韬》认为，在战前准确地了解敌情，选择合适的战机，是将帅必须注意的作战原则。等到敌国出现天灾人祸的混乱局面，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了，“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它尤其主张用兵待机时必须静默不露，“阴其谋，密其机”，使敌人无法了解，所谓“用莫大于玄默，动莫大于不意，谋莫大于不识”[12]（《龙韬·军势》）。为此又必须制造种种假象去迷惑敌人，如“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也”，“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12]（《文韬·兵道》）等。一旦时机到来，则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千万不能错过。《文韬·守土》形象地指出：“中日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文韬·兵道》：“兵胜之数，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龙韬·军势》：“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移。失利后时，反受其殃。”这都是后世兵家推崇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