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是《尚书·周书》中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它以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见长，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但《洪范》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千百年来人们见仁见智，至今仍无定论。传统的看法有，《洪范》为周初箕子所作说；战国之末说；战国初期说；战国中世说；原来最初当是商代的，历西周、春秋、战国而有所增益或润色，最后成于齐方士之手说。笔者近年经过研究，认为《洪范》成书于春秋中叶，是周史附会武王访箕子的传说以曲申己意的一篇政论文章。兹作论证如次。
    1.从《洪范》主体思想特征看其成书年代
    洪范就是大法。即人君治国メ民的基本法则。《洪范》篇首借武王访箕子问以天道的传说，导出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表明作者所言大法九章是服务于王者“阴骘下民”的需要的。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洪范》应着力论说人君的治国方略，至于人君自身行为准则虽是治国立政的重要条件，但不当构成本文的核心思想。可是事情刚好相反，《洪范》偏偏把人君如何修身立政的问题放在了第一位。
    《洪范》第二畴“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メ，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这是对人君行为准则的要求。如果人君于“五事”合符规范，当有休征相应：“曰肃，时雨若；曰メ，时燠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如果不符合规范，即有咎征相应：“曰狂，恒雨若；曰僭，恒燠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作者借助天人感应的神秘力量把人君“敬用五事”说得如此重要，足见人君修身立政的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宋钱时说：“人君为天地万物之主，其大本莫先于修身，修身之要莫过于五事。事者，曰所从事之谓也。不敬用之，则貌、言、视、听、思皆失则矣。”①前贤对《洪范》这种思想脉络的把握，可以说是卓有识见的。
    除《洪范》第二畴外，最能体现人君应以修身为立政之本思想的，是第五畴“建用皇极”。关于“皇极”的训释，汉儒已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汉书·五行志》云：“皇之不极，是谓不建。皇，君也；极，中。”又注引应劭曰：“皇，大；极，中也。”伪孔传本后说，谓“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两说相较，后说影响虽大，但远不如前说合理。不过，这里有一点应予指出，皇之训君，其义后起。只有到了秦始皇时，“皇”才“成了人王的位号”②而《洪范》“皇极”原本当作“王极”。《尚书大传》即云：“爰用五事，建用王极”。刘起釪先生认为皇字为汉人根据当时“皇”已训君并高于王的用法所改，③或属事实。因此，以皇训君立说来考察《洪范》的成书年代，便失所依据。由于“皇极”本作“王极”，自与“大中之道”相隔天壤。那么应当怎样理解“皇极”（王极）的涵义呢？依我看历代注家虽多，独有朱熹《皇极辨》所论深得其旨。朱子云：
    自孔氏传训皇极为大中，而诸儒皆祖其说。余尝独以经之文义语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盖皇者君之称也；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则可，而便训极为中则不可。若北辰之为天极，脊栋之为屋极，其义皆然。……即如旧说，姑亦无问其他，但即经文而读皇为大，读极为中，则夫所谓惟大作中，大则受之，为何等语乎？……但先儒未尝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误训皇极为大中……其弊将使人君不知修身立政，而坠于汉元帝之优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于是非颠倒，贤否贸乱，而祸败随之，尚何敛福赐民之可望哉？④
    由此看来，《洪范》的主体思想并不是宣扬源于上帝意志的神权政治论，而在于强调人君应以修身立道为治国之本。它要求臣民“惟皇作极”（以人君为至极之标准），做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也希望人君为天下表率，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样才能使“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说到底，就是要人君万万不能丢开“修身以立政”这个治国的根本准则。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周天子什么时候在修身立道方面出了问题，以至《洪范》的作者要如此用心良苦来写这篇劝谏之文呢？检诸史实，恐怕最深刻的教训莫过于“赫赫宗周，褒姒灭之”⑤了。尽管前此曾有“厉王专利”在西周政治舞台上掀起轩然大波，但宗周的江山到底还是苟延残存下来了。及至西周末年，幽王任用小人，滥用民力，嬖幸艳妻，政失常轨。结果“国人皆怨”⑥，周王朝失去了维持统治的民众基础。嗣后申侯发难，犬戎入攻，幽王被杀，宗周遂亡。东迁以后，天子式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种王道崩坏的局面使姬周统治者痛定思痛，不能不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当然，他们不可能从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找到真正的答案，而是把人君的行为准则（王极）作为关系社会治乱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发出了天子当“敬用五事”、“建用皇极”浩叹。
    如果说，这种强调人君修身以立政的思想在《洪范》中还表述得较为曲折隐晦，那么，到春秋晚期则由微而显，自晦而明了。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与晋侯讨论“卫人出其君”一事，就鲜明地提出了“良君”与“困民之主”的界划。《论语》中也每每可见“邦有道”与“邦无道”的评说。孔子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⑦，正是他所希冀的圣贤政治。又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⑧，也表明孔子对人君修己以立政问题的高度重视。其后，《中庸》、《大学》、《孟子》等儒家著作对此有更进一步的发挥和申说，从而使之成为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这个事实来看，《洪范》所隐含的这一主体思想当不会晚于孔孟时代，它的成书亦当不出春秋这个时代范围。
    另外，《洪范》第五畴“农用八政”称：“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本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这里“祀”与“戎”（师）的地位退居次要，而关系国计民生的“食”与“货”却排在八政的首位。这正是春秋时的一种政治风尚。如管仲相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⑨又如子产执掌郑国政权，殖田畴，重农功，备受民众称颂，⑩《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也把“足食”比“足兵”看得更重要。《洪范》以食货为八政之首的思想特征，也是它作于春秋时代的又一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