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洪范》的五行说看其成书年代
    “五行”一词，一般以为最早见于《尚书·甘誓》。其实，《甘誓》篇的写成当在春秋战国之际（11），故不宜把“五行”一词的成立提前到文献不足征的夏代。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五行说出现于西周末年。据《国语·郑语》载，幽王时史伯曾对郑桓公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五行相杂说揭示的是“五行”与“万物”之间的依存关系，有一定朴素唯物的因素。《洪范》五行说与此相比，则有所发展，它既注意到“五行”与“万物”之间的联系，也注意到“五行”在化生“万物”过程中的差别：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从草，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
    作辛，稼穑作甘。但从实质上看，二者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还停留在探讨五行与万物关系的认识层次上，而对五行之间的内部联系却未能注意，这与后来的五行生胜说是大异其趣的。从五行思想的逻辑发展来说，《洪范》这种没有任何主从和生克关系的五行说，应当早于揭示五行内部联系的五行生胜说的出现。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五行生胜说出现的时间问题，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洪范》的成书年代或有助益。
    先说五行相胜说。
    据《左传》文公七年载：“水、火、金、木、土，谓之六府”。昭公三十一年史墨说：“火胜金，故弗克”。哀公九年史墨又说：“水胜火，伐姜则可”。后两条材料说明五行相胜说在春秋末年业已存在，并用于说明军事行动的胜败得失。而第一条材料所说“六府”中含有五行，并按照相胜秩序整齐地排列着，这大概不是偶然的或随便的。这种相胜次序又不同于后来邹衍“土、木、金、火、水”的次序，邹衍是反着说的：“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12）这里却是正着说的。这说明五行相胜说的形成时代应向上推溯到春秋晚期。（13）春秋末年，孙武用兵，主张“因敌变化而取胜”，“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这是用五行递相胜，四时迭相代的道理“喻兵之变化非一道也”（14）。《墨经》亦云：“五行毋常胜”，反对五行无条件相胜的说法，如“火铄金，火多也”，又水多可胜火，杯水车薪则水不胜火。这表明人们对五行相胜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可见五行相胜说的形成不宜推迟到战国末年，并把它和邹衍死死地捆在一起。
    再说五行相生说。
    五行相生说出现的时间似较相胜说为晚。在《左传》中我们还未看到有明确的五行相生的排序或说法，唯有《史记·货殖列传》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此传载春秋末年范蠡之师计然曰：“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此言五行独缺土，但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的次序判然可见。所缺之土既可放在前，为土生金，也可放在后，为火生土，都不影响五行顺次相生的循环过程。此或为相生说之滥觞。这种五行相生说发展到墨子时代，开始与五色、五方相配，日见完备。《墨子·贵义》云：“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毕沅据《太平御览》增“以戊己杀黄龙于中方”）此五色与五方的顺序完全符合五行相生的序列，与《管子·五行》所言五色的顺序亦相吻合。此篇云：黄帝作五钟，一曰青钟，二曰赤钟，三曰黄钟，四曰景（象征白色）钟，五曰黑钟。据此，说五行相生说产生于春秋末年，至战国前期已经正式形成，应该没有问题。
    从上可知，五行相胜与相生说的形成实早于邹衍，至于邹衍在此基础上作变本加厉的发挥，那是另一回事，此不备论。而《洪范》五行说不含任何主从和生克关系，当属于相胜与相生说形成之前的原始五行说。故《洪范》的成书年代也不会迟至春秋晚期。
    3.从《洪范》与其他先秦典籍的关系看其成书年代
    《洪范》与其他先秦典籍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引用其他先秦典籍，二是被其他先秦典籍所引用。而这些典籍的写作时代或其内容所反映的时代大都可以确定，这对我们分析《洪范》的成书年代便不失为一条很好的依据。
    首先，我们来讨论《洪范》与《诗经》中的《小昊》、《大东》孰先孰后的问题。
    《洪范》“五事”所说肃、メ、哲、谋、圣，也见于《诗·小雅·小昊》。其诗云：“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刘节先生认为，“洪范五事与庶征本前后连属为义，乃一有组织之作。……此所言，并无时雨休征之义。且诗义有六，此节有五，其为袭诗，显然有据”。（15）联系先秦说诗的风尚，可以证明刘说的可靠性。先秦时代说诗的人，要用不到四万字的诗篇，来应付千变万化的事态，不得不使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常见的有下列三种：一是断章取义，二是就诗义加以引申，三是用诗句作比喻（16）。《洪范》袭《小昊》正是用的第二种方式，所以才有五事与庶征前后连属为义的现象。作者以借申诗说的巧妙手法还可达到掩饰《洪范》真实制作年代的目的。王应麟谓《小昊》“为洪范之学”（17），就受到这样的蒙蔽。有学者认为，《洪范》所言“肃、メ、哲、谋、圣”五项属于君主的动作，《小昊》所言则属于人民，小民根本没有资格秉有君主这些嘉德，故二者之间原没有直接的联系（18）。引《诗》如此拘泥诗义，与先秦说诗风尚实不相符。如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9）“思无邪”的“思”字在《诗·鲁颂·》中为虚词，到孔子口中变成了实词，意思迥然有别，我们恐怕不好说这二者之间也没有直接联系吧！从来诗无达诂，说《诗》自有引申发挥的余地，这没有什么可怪的。
    《洪范》不只袭《小昊》，而且袭《大东》。这本来是有迹可寻的，却被《墨子》一句“周诗曰”弄得扑朔迷离。《墨子·兼爱下》云：
    《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砥），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孙诒让考证说：“古《诗》、《书》亦互称”，也就是说《墨子》所言“周诗”当为“周书”。在这里，孙氏只看到《墨子》引《洪范》的一面，却未道明《洪范》袭《大东》的关系，真是千虑一失。实际上，《墨子》所谓“周诗”者，前四句见于《洪范》，后四句见于《大东》，只是文字和句次略有不同。这里有一个颇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墨子》的作者为什么要把《洪范》与《大东》之句连缀成文而称为“周诗”呢？如果两者没有某种因袭关系，墨子后学是不会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硬扯在一起的。这种因袭关系，就是《洪范》“王道”数语，本从《大东》“周道若砥，其直若矢”演化而来。这有什么证据呢？我们看看《诗经》对“道”字的用法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