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以“道”作名词多指道路而言。例如：
    鲁道有荡。（《南山》）道阻且长。（《蒹葭》）顾瞻周道。（《匪风》）周道倭迟。（《四牡》）。愧踧踧周道。（《小弁》）行彼周道。（《何草不黄》）行道兑矣。（《绵》）
    在《诗经》中，“道”间有指方法者，如“有相之道”（《生民》）。而作为抽象的概念使用唯有《韩奕》所云：“有倬其道”，“道”指道德。然而，《洪范》所言“王道”的“道”，虽也与“路”相对为言，“以王朝之道路比喻王者之政治”（20），但“形而上”的色彩已十分浓厚，完全可以视为一个相当抽象的政治概念了。这种情况为春秋时代所习见，如“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21）从“其直若矢”的“周道”演化为“无偏无党”的“王道”，正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的逻辑发展进程。因此，《大东》所言“周道”应当在前，《洪范》所言“王道”应当在后。这与时人说诗推演其义的风尚亦相合拍。《墨子》改铸《诗》、《书》以成其文，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洪范》袭《大东》的线索，不料“周诗”二字迷惑了不少人，或谓《大东》套用《洪范》文句作诗，或言“王道”数句当为古诗，被《洪范》和《大东》所袭用，这些看法都是没有根据的，不足凭信。
    《洪范》袭《诗》，殆无疑问。《洪范》的成书年代，于此亦可得到说明。据《诗序》，《小昊》为刺幽王诗，《大东》为春秋初年诗，那么，《洪范》后此成书，不会早于春秋中叶，似可肯定。
    接下来，我们开始讨论《洪范》为其他先秦典籍所引用的问题。为了论述方便，这里先把先秦典籍（除《墨子·兼爱下》）称引《洪范》的材料胪列如下。
    《左传》文公五年：“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宁，宁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嬴曰：‘以刚。《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
    《左传》成公六年：“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
    《左传》襄公三年：“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
    《荀子·修身篇》云：“《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另《天论篇》引同）
    《吕氏春秋·贵公篇》云：“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同书《君守篇》云：“《鸿范》曰：惟天阴骘下民。阴之者所以心发之也。”
    《韩非子·有度篇》云：“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其一，各书所引《洪范》之文，由于当时竹简繁重，不易翻阅核对，故举其大意者为多，文字上略有出入。但引文出自《洪范》，则无可否认。各书对引文出处的说明，除《吕氏春秋》直以篇名外，另有称“书”、“商书”、“先王之法”者。言“书”者是泛称。《洪范》当包括在内。言“商书”者认为《洪范》为“箕子商人所说，故传谓之《商书》”（22）。言“先王之法”者是由于“洪范”的“范”可训为“法”。韩非属法家，这样做为了给自己的法治理论贴金。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称“书”、“商书”、“先王之法”者“不必即为《洪范》之句也”。（23）
    其二，《左传》三引《洪范》之文而称“商书”，无非是把《洪范》视为箕子所陈罢了。就是后来《洪范》被编入《周书》中，也依然没有抹掉这一阴影。可见无论称《洪范》为“商书”还是“周书”。对于确定它的制作年代都不具有决定的作用。试想一下，如果这种称呼是实质性的，那么《尧典》、《禹贡》就应当实实在在是虞夏书而不可能被判定为战国时期的作品了。奇怪的是，有的学者偏偏把这种称呼看得重要之至，并由此推知《洪范》的原本最初当是商代的，而现在所见到的《洪范》是经过周代史官层累地加工粉饰过的。这样的论断多少有些简单化也绝对化，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其三，在引用《洪范》的先秦典籍中，以《左传》及《墨子》成书为早，一般认为不迟于战国中期，再从二者所记史实来看，又当以《左传》为早。过去，今文家断言《左传》为刘歆伪作，疑古派亦踵其说。故有“《左传》是否先秦旧籍尚成问题，则《左传》引《书》未可据为典要”（24）的说法。今天，随着研究的深入，《左传》的真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把它作为可靠的春秋史料来使用，大概不会有人再持异议。《左传》三引《洪范》，以文公五年为前。但行文并非《左传》作者的叙事之笔，而是出自春秋之时宁嬴等人之口。这说明《洪范》在文公前的春秋中叶早已成书并有广泛的流传，才有时人每加称引的可能。
    综上所述，无论从《洪范》的主体思想特征，还是从《洪范》五行说发展的逻辑进程，或者从先秦典籍称引《洪范》之文的情况来看，都说明它只能是春秋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既不可能早到商周，也不可能晚至战国，最大的可能性是在春秋中叶。是耶？非耶？尚祈学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