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成书既不晚于西汉，那么，其究竟是此前哪一个时期出现的作品呢？
    宋人罗泌在《路史发挥·论太公》中认为是“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代学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也说“必秦汉间人之所伪作”。今人张烈的《〈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则断定为“秦始皇在位时写成”[5]。他们的观点大体相同，都认为《六韬》作于秦到汉初的时期内。但是，他们的说法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六韬》多次提到车兵、骑兵、步兵各自的作战方式及其如何协同作战，其中车兵被放在首位，其次是骑兵，步兵尚居于较次要的地位。这与秦代或楚汉之际军队构成及战争的实际情况不符，更象是这以前的情况（注：参看本人拙著：《战国时期齐国的军事制度初探》，载《求是学刊》1995年第5、6期。）。第二，《太公》在西汉前期已广为流传。如《汉书·萧何传》载萧何谏刘邦曰：“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容斋随笔·三笔》：“《六韬》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牧之。屈于一人之下，则伸于万人之上，唯圣人能为之。’然则萧何之言，其出于此。”此文见《群书治要》卷三十七引《武韬》。《史记·孝文本纪》：“中尉宋昌曰：‘……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索引》：“言其固如盘石，此语见太公《六韬》也。”贾谊也数引该书文字。可见西汉前期人已比较熟悉该书。此外，迄今至少已出土了三种这一时期的《太公》书，银雀山所出《六韬》还不止一个抄本（按：据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六韬》残简中屡见文字重合者。对照今本，可知简本的若干篇当有两个抄本），也说明其流传之广。《史记·齐太公世家》文王见太公一节抄自《六韬·文师》，又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后世”云云，也可见太公之书由来已久。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诸兵书都是抄写于西汉前期的先秦作品，《六韬》或《太公》亦当与之相似。第三，《庄子·徐无鬼》：“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战国策·秦一》：“（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战国晚期和楚汉间人屡引与《太公》书相同的《周书》文字，而《周书》与《太公》原有密切关系。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太公之书，古亦称《周书》。《战国策·秦策》谓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苏秦传》作“周书阴符”。《庄子·徐无鬼》释文引司马彪、崔譔云：‘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敦煌写本《六韬》残卷中有《周志二十八国》一篇，文字与《周书·史记》略同。古书所引《周书》之文，亦颇有与太公之《六韬》、《阴谋》、《金匮》诸书相出入者（参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七）。《吕氏春秋》所引之《周书》可能即指太公之书。”[6]（P124）由此，足见《太公》和《六韬》的起源不晚于战国晚期。有学者认为黄石老人授予张良的《太公兵法》即《六韬》，证明此书成于秦汉之际，此说未必妥当。太公书既然战国已经出现，《史记》也没有说明此书为黄石公所作，则黄石公只能是一个整理者或修订补充者。
    目前，对《六韬》成书时间最普遍的看法是东周说，其中又包括春秋时期成书和战国成书两种意见（注：春秋说见陈青荣：《〈六韬〉作者及成书年代》，《美太公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战国说参上引刘宏章文及孔德骐：《〈六韬〉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而以战国说为确。理由是：第一，《六韬》书中大量谈到了车、骑、步兵的配合作战，而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均证明，骑兵的大规模使用及车、步、骑三大兵种协同作战始于赵武灵王（前325-前229年在位）。第二，《六韬》提到了“将军”一词，并且明确讲到“将相分职”，这是战国才出现的情况，其侈谈“王霸”，也是战国时期的风气。第三，《六韬》大量提及铁制兵器及其使用方法，而铁兵器的广泛使用也在战国中期以后。最后，《六韬》中的许多语句直接来自较早的兵书。如《论将》之“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出自《孙子兵法·计篇》；《立将》述将军出兵礼仪，出自《司马法》；《垒虚》之“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出自《孙膑兵法》；《军势》之“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出自《军志》；《教战》述练兵之道，出自《吴子·治兵》；《兵道》之“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出自《老子》；《群书治要》引文有引“神农之禁”者，出自《神农书》。显然《六韬》成书晚于它们。另外《六韬》的基本理论和范畴，多来自道家，如崇尚“道”，主张柔弱胜刚强、韬晦不露和安静玄默等；同时又引用“黄帝”之书，并有大量强调刑赏的法家言论，表明它是以黄老为主旨的兵家著作。上述兵书和黄老之学的出现是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所以《六韬》不可能是此前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六韬》中还有一些文字和《尉缭子》相近，其中《尉缭子·兵教下》：“武王问太公望曰：‘吾欲少间而极用人之要。’望对曰：‘赏如山，罚如溪。太上无过，其次补过，使人无得私语。诸罚请不罚者死，诸赏请不赏者死。’”此语亦见《六韬》（《文选·王仲宣从军诗》李善注引《六韬》：“赏如高山，罚如深溪”），且对话正是《六韬》的体例，故应该是《尉缭子》引《六韬》。如这个推测不错，《六韬》不会晚于战国末期的《尉缭子》，它当基本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初前后、秦统一之前的数十年间。
    总之，《六韬》是基本成型于战国后期的兵家著作。这一时期成书的《六韬》，我们不妨称之为古本《六韬》。
    《六韬》托名太公，而把《太公兵法》授给张良的黄石老人，自称是济北谷城山（今山东平阴西南）下的黄石，他授书的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离齐地也非常之近，故而他很可能是齐国人。这些都反映《六韬》和齐国关系密切。从内容看，《六韬》道法结合和兼容博采的特色，与当时齐国的思想潮流和《管子》一书非常相近，有些文字具有明显的齐国色彩。如《六守》：“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三宝完，则国安。’”史称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1]（《齐太公世家》），故齐国历来重视工商业。管子相齐，“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石”，读为“硕”，训大[7]。《六守》此文与《管子》非常相似，实与齐国传统一脉相承。又《六韬》中阴阳五行文字很多，也与当时海岱间方士众多、阴阳学盛行的风气相一致。所以《六韬》是齐国著作的可能性最大。
    《六韬》的作者究竟为谁？现有的材料还难以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象《六韬》这样一部篇幅很大、内容庞杂的书籍，也不象是出于一人之手。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对热衷于用术数指挥战争的兵阴阳家，《六韬》中就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如《群书治要》卷31引《龙韬》，称天道、望气、龟筮、日月、鬼神和背向等均“无益于兵胜”，“顺天道不必有吉，违之不必有害”，主张“战不必任天道，饥饱、劳逸、文武最急，地利为宝”；《太平御览》卷328引文述武王伐纣时天象龟筮都不吉，但太公认为“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龟折筮，援桴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灭纣”。这无疑是非常可贵的军事唯物主义思想，并对《尉缭子》等书产生了直接影响。但书中兵阴阳家文字也相当不少。如《龙韬·五音》说“律音之声，可以知三军之消息”；《兵征》说望气以知敌可攻不可攻；《群书治要》卷31引《六韬》，大谈“人主动作举事善恶，有福殃之应、鬼神之福”；《太平御览》卷328引文云“从孤击虚，高人无余，一女子当百夫”；卷737引文说太公用“画丁侯于策，三箭射之”的黑色巫术，使之“举国为臣”；其他怪力乱神之言亦复不少。无怪乎古人或将其视为《尚书洪范传》之类的阴阳纬候之书。这种矛盾，足证《六韬》不是一人一时所著之书。这一点，和《管子》也是相似的。
    先秦古籍中，有关太公的记载和传说颇为不少。在《六韬》成书以前，已有一些记述或托名太公的论政论兵文字出现，如《周书》中的一些篇章即是。这些文字，可以视为是《六韬》和《太公》的源头。至战国中、后期，又陆续有人将其加以整理和创作，才逐渐形成了《六韬》等书。如果一定要将作者范围缩小一些的话，我们猜想它可能与战国中后期的齐国稷下学者有关。齐威王在位时（前356－前319年），临淄的稷下学宫中聚集着大批各国学者，著书立说盛极一时。此后“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76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1]（《田敬仲完世家》）。齐国本有兵学传统，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具有著述兵书的知识和才能，故这一时期齐国兵书创作整理出现高潮，《司马法》和《孙膑兵法》等兵书可能都编成或定型于这一时期（注：参见本人拙著：《论齐威王重视军事与齐国的强盛》，载《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宣王时期著名的稷下人士中，邹衍是阴阳家，慎到、田骈、接予、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1]（《孟子荀卿列传》），淳于髡“学无所主”，出入礼、法[8]，说明当时齐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黄老兼杂阴阳，这正与《六韬》思想相合。考虑到前述的时间因素，《六韬》的基本作者可能是宣王以后稷下学者中的某些人。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大概的推测，究竟真相如何，还有待于今后新的史料来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