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介绍可以看到，这部由十位就职于不同大学的中青年学者共同撰写的《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既在整体框架、视角和思路上保持了前后一致性，又在各章节具体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上体现了每个人的个性持征。这也是日本学术界由多人合作著书时的传统做法，即在集体著作中充分展现每个撰写者独特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在观点不一致或矛盾，而在署名上也是将每位执笔者的名字直接放在著作前面的“目次”中。对于这些，我以为是值得我国学术界借鉴的。
    1998年出版的另一部通史性著作《中华文明的诞生》是30卷本《世界历史》中的第2卷，由尾形勇和平势隆郎两教授共同撰写， 内容为从新石器时代到三国时代，其中“第1 部”即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的先秦史部分由平势先生执笔。在先秦史部分，平势先生首先在相当于“导读”的栏目内，以《翻阅本书前半部之前》为题，通过概述的形式叙述了他近年来在《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中国古代纪年的研究》以及《左传的史料批判研究》等著作中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新认识。其中“数的秩序与历史认识”一节指出，战国中期以后出现把天、地、时间、季节的秩序用九、六、八这三个圣数的调和来说明，并以此说明天子与皇帝的正统性，同时也以这种被重新整理过的史料来构筑历史的现象。在《伟大的预言书》一节中指出，包括《论语》在内的所谓经典是在战国时代渐渐被整理而成为现在的体裁，在这些经典中一般所揭示的是理想的世界，而混杂其中以预言为主要目的的乃是《春秋》。许多人认为这本经典是孔子将鲁国的记述加以笔削而成。“笔削”意味着并非原来的记述，而是圣人孔子将内容加以增补或删减，以揭示未来的理想。那么，战国时代究竟是如何说明其理想的？在“战国时代的帝王理念”一节，首先以“文、武的继承与武、文的继承”为小标题，指出战国以前的王在其血族集团中处于值得夸耀的传统的血缘谱系的顶点，战国时代，新兴势力抬头，取代了夸示传统血脉的族集团而称王，他们为了表示自己具备为王之德，说明为王的正统性，于是从历史中撷取模范，加以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这也就是经书所揭示的理想的世界。所以经书乃是为具体提示战国时代的王或汉代皇帝的正统为何物而出现、并被加以利用之书。主要被利用的是已成为远古人物的周成王与宣王以及贤人周公旦等。成王是继承文王、武王之王，周公旦被认为是担任确认成王具备王德这一工作的贤人，成王的继承并非完全取决于血缘，而是由于具有王德。武王去世之后有贤人治世，经过那段时期以后，成王被认为具有王德而即位为王。宣王的情形亦相同，在周王朝内部的政争中，厉王被逐，共伯和替代年幼的宣王执政，后经共伯和确认宣王具备王德后让他即位。这样，在历史事实被重新解释的过程中，受到重视的是经过贤人治世之后，另行称元即位的这种“形态”（包括架构、理论等整体形态），并产生重视与此种形态重叠的系谱，形成文→武→成，或文→武→宣的继承关系。前者如继承魏武侯的魏惠成王（既是惠王，又是成王），后者如继承田齐桓公（桓为桓武之桓）的齐威宣王（威乃威武之威，宣则有文的意味）。此外，秦称王后为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襄有成的意味），也是文、武、成的继承；赵称王后为武灵王-惠文王-孝成王，乃是意识到武、文、成的继承。其次以“音乐理论与天之方位、地之方位、时间与季节的方位”为小标题来概括战国时代帝王的第二个理念，指出新出现的王的正统性也体现在统掌着天、地、时间与季节的方位，自战国中期始，将以前使用的十二支充当为十二方位，并与十二律、十二音相配（因为音乐在古代使用于祭祀，自然会被用来配合新的帝王理念）。当时正值五行理论盛行，故以子音为标准而定出五音，以辰为地上之方位，此方位在冬至的黎明，可看见角宿、房宿、心宿、尾宿等代表性的星座。于是，以此方位为起点，将星座旋转分配到十二方位上。以天之方位重叠地之方位，此乃是将天比作雨伞而从外侧观看的观点。至此，一直只仰望的天，变成从天的外侧远方俯视。这是宇宙观的大转变。此种视点在战国中期出现，以辰为起点而从角宿排列的天的方位中，冬至点正当丑的中央。“天下”的概念亦与此相关联而出现。新的王不只君临地上，而且还由于此视点而成为从高处掌握整个天的秩序的统治者。在季节的方位配置上，包含冬至的月分为子，春之始的月分为寅，此三个方位被赋予“起始”的意义。冬至是太阳最低的终了与起始，春天是承接冬至的第二起始。与此同时，历日数据被聚集分析，太阳与月亮回到原来关系的周期被认为刚好七十六年。将此周期进一步细分而制定了大、小月的排列模式。此新历在计算上可一直延续到未来，王通过对太阳和月亮的观察而永恒掌握时间与季节的秩序。最后以“战国各国之历与三正说、逾年称元法”为小标题来论述战国时代帝王的另一些理念，指出战国以前的传统历法是观象授时之历，但战国时人认为周初就有与战国时的新历相同的历，其原理被战国时新王之历所继承，并认为发生王朝革命时，也显示在历的形式上，这就是所谓的“三正”说。三正中以子月为正月的历是周正，以丑月为正月的历是殷正，以寅月为正月的历是夏正。一般认为替代周而新兴的王朝将复归到夏，因而以夏正为正统历。《春秋》所提示的季节排列中，关于周正的月的记述是，正月至三月为春，四月至六月为夏，七月至九月为秋，十月至十二月为冬。战国时代的历代诸王，于前代王去世之年尚未称元年，逾年（渡过此年）而于正月称元。夏正亦适用于此逾年称元法。《春秋》与《春秋左氏传》的鲁国君主的追溯纪年（即《春秋》鲁国君主的纪年并非实际的年代，而是战国中期换写的年代）、《竹书纪年》的惠成王改元以后的魏国历代诸王纪年，都采用逾年称元法。魏惠成王是新兴势力最初称王的人物，公元前351年年末成为夏王。正是举行以周被委让权威的典礼时， 被齐威宣王打败。其后，无称夏王的记载，但魏、齐、韩、赵、燕、中山六国均采用夏正。楚排斥夏正而另外制定别的历，为了与意味春之始的夏正对抗，而以冬之始为正月（楚王）将包含冬至的月份固定为二月。并且不采用与夏正密切结合的逾年称元法，而袭用旧来的立年称元法，即于前君主去世之年称元年的方法。由楚正与立年称元法可提示楚王乃唯一正统之王。秦折衷楚正与夏正而制定独自的历，既将月序配合夏正，又不以正月为岁首，而以相当于楚正正月的十月为岁首，岁末为九月，闰月亦置于此。然而采用夏正的六国，各自都认为自己的君主是正统的王，因此即使同样是夏正，亦各有相异点。其相异点在论证正统时成为关键。主要的相异点在于，以何处为七十六年周期的起点，以及如何置闰。历算的起点有三种，即将公元前352 年末冬至丁亥视为朔而当作起点；或将此日视为晦而当作起点；还有将公元前366 年立春甲寅视为朔而当作起点。置闰法有两种，即将包含冬至的月固定为十一月，以及将包含冬至月的下下个月固定为正月。合计夏正共有六种历。他在“再论伟大的预言书”一节指出，《竹书纪年》、《春秋》、《春秋左氏传》分别是战国时魏、齐、韩国为了显示其为正统的年代记。《春秋》的历日符合齐历，同时对于与齐历起点相同的赵、秦历而言也具有相适性。汉朝至武帝为止沿用秦历，因此汉朝可由自己的历直接追溯到《春秋》的历日。武帝时发生改历之议，董仲舒导入五德终始说，利用《春秋》所提示的夏正之到来，将自己的见解在理论上加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