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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域与局所》栏目由《农耕社会与文明的形成》、《围绕禹传说的中华世界与周边地区》以及《草原游牧文明论》三编组成。其中，冈村秀典先生撰写的《农耕社会与文明的形成》，在论述农耕社会开始之前，专列一节来概述中国新石器时代地域与文化系统的划分，这显然与鹤间先生在《结构与展开》中的论述是关联的。诚如冈村先生所述，这是沿着苏秉琦先生所提倡的区系类型论（注：苏秉琦等《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石兴邦先生的三大系统论（注：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1986年。），严文明先生的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东南系统、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北系统、以辽河为中心的东北系统这样的三系统论（注：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4，1994年。）而展开的。 冈村先生论述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叙述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二里头文化出现之前的一千年间社会的复杂化和地域性的统合时，援引了“酋邦”概念。接着在论述初期国家形成时，使用了“祭仪国家”一词，并与殷周王朝的祭仪相联系加以叙述。这种对祭祀在殷商社会中起着维系王朝统治和国家结构的机能与作用的论述，是继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日本史学界有代表性的几位学者（注：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之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中心的殷周史研究》，（日本）创文社，1975年；赤塚忠《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文化--殷王朝的祭祀》，（日本）角川书店，1977年。）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所提出的学术观点的进一步强调。诚然，这也是实证史学中由后代推论前代亦即由已知推论未知所要求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由史前到商周社会文化的连贯性。只是冈村先生把初期国家形成的时间划定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可以说代表了日本史学界较普遍的观点，但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国家是否属于殷商之前的夏王朝国家或别的某种国家，冈村先生尚未展开论述。在日本史学界，对于夏王朝的存在普遍持谨慎的态度，这一点与欧美学者相仿，而与我国古史学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工藤元男先生执笔的《围绕禹传说的中华世界与周边地区》，既含有工藤先生对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和其他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中的有关研究，也包含对四川民族走廊的调查，使有关禹的传说的研究别开生面。传统的做法是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来研究禹的传说，工藤先生在依据竹间帛书等出土资料研究战国到秦汉的社会史时，发现禹是当时社会民俗中的信仰对象，进而根据中国古代西南夷在“禹生石纽”的传说中，还有作为庇护隐匿逃亡者的特定圣域--避难所之神的性格，由此将禹的传说追踪到西南夷古羌人中，并与白川静先生把仰韶文化“人面鱼纹”解释成洪水神禹和鲧的说法以及《山海经·海内南经》“氐人”条有“人面鱼身，无足”的记载和氐与羌往往互用等现象相联系，认为作为洪水神的禹的神话首先在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发生，并被二里头文化所继承，同时禹的神话又由于古羌人的迁徙而传播到岷江上游，与当地固有的自然环境（石缝和荒地）相结合而产生了禹诞生于石中的神话，但是在禹的传说中有关洪水神的神话和石中诞生神话这两个要素并不是有机结合的。总之，工藤先生关于禹的研究启示我们，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增加和有关古文字资料的新解释，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也将会推动有关古代族落的迁徙移动与古史传说的研究。 《境域与局所》中的第三编《草原游牧文明论》由林俊雄先生执笔，这一章林先生举出东西广达7000公里的欧亚草原地带的斯基泰人和匈奴这样的骑马民族，来论述与定居的农耕文明具有相反价值基准的社会和国家面貌。如果说近代文明史观的传统做法是把农耕作为唯一文明的话，那么林先生的论述就可以作为传统文明观的反命题来阅读。骑马游牧民族在生态环境的制约下，其家畜的放牧及生计活动等与定居的农耕民族不同而具有移动性，同时由于骑乘马匹，既有利于信息情报的迅速传递，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也很容易形成优越的机动力而在军事方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此外，在广阔的欧亚大草原地带，古代的游牧民族有时也会形成自己的向心力，在游牧国家中也可以容纳某些定居的聚落，使其游牧经济中也有手工业和农业的补充，并发展出自己的贸易。游牧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当年的司马迁已注意了这一点，林俊雄先生对此进一步论述，对丰富我们的文明史观显然是有意义的。 《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中的第三个栏目《论点与焦点》由六编构成，其中，平势隆郎先生执笔的《殷周时代的王和诸侯》，在叙述殷商和西周时代的国家结构时，使用了由松本光雄、宇都宫清吉等先生在50年代提出（注：松本光雄《中国古代邑与民、人的关系》，《山梨大学学艺学部研究报告》第三号，1952年；又《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分邑与赋》《山梨大学学艺学部研究报告》第四号，1953年；宇都宫清吉《古代帝国史概论》，《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收，1955年。）、松丸道雄等学者在60-70年代进一步论述了的“邑制国家”（注：松丸道雄《关于卜辞中的田猎地--为殷代国家结构研究而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三十一册，1963年，又《殷周国家的结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4·古代4》，岩波书店，1970年。）这样的概念，即殷周时代王和诸侯等国家是由被城垣所围起的大邑和从属于大邑的小邑为基础而构成的。在论述由殷周到春秋战国向“领域国家”发展过程时，强调了春秋时代“县”的性格与机制和战国时代“封君”的登场。认为诸如齐的孟尝君、楚的春申君等战国四君子所代表的封君，一方面具有战国各王之下的诸侯的身分，同时他们封地的统治方式则是（郡）县制的，由此而形成区分“城市国家”与“领域国家”的明显的差别。此外，文中也贯穿了平势先生所主张的在运用考古遗物时应该具有史料批判的眼光这一研究倾向，对此，后面介绍平势先生另几部著作时还会谈到。 江村先生于1998年发表了《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的城市规模与分布》一文（注：江村治树《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城市的规模与分布》，《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31·《史学》44，1998年3月。），该文附有“西周春秋城市遗迹表”、“战国城市遗迹表”和“秦汉城市遗迹表”，网罗了截至1998年的西周到秦汉的城市遗迹的全部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从西周春秋到秦汉时代城市的规模和分布特征。在该文中，江村先生再次证明，与春秋和秦汉相比，战国时代许多巨大的城市得到发展，然而战国城市的发展的重要原因当在政治的、军事的因素之外，特别是河南省中部诸侯国都以外的城市的发达，仅用政治、军事的原因是不能说明的，其第一位的因素是经济性的原因。这也是江村先生继1986年发表《战国三晋城市的性格》（注：江村治树《战国三晋城市的性格》，《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XCV·《史学》32， 1986年。）、1988年发表《战国时代的城市及其支配》（注：江村治树《战国时代的城市及其支配》，《东洋史研究》第四十八卷第二号，1988年。）、1990年完成《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的城市结构与居民的性质》（注：江村治树《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城市的结构与居民的性质》，《平成元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 1990年。）等有影响的相关作品中又一篇有价值的论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