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诞生》的先秦史部分，就是贯穿作者上述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新认识而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殷王朝和周王朝”、“春秋战国时代”诸章节撰写的。全书文图并茂，写得既概括，又驾驭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包含作者许多新看法，是一部很有特色的通史性著作。
    平势隆郎教授1998年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左传的史料批判研究》亦颇具特色。该书由对《左传》的史料分析检讨、有关春秋时代的县、《侯马盟书》若干问题的研究，以及作为附录的“《左传》分类一览”等组成。平势先生认为《左传》中有关冬至的记载是将公元前352 年年末冬至视为朔并以此为起点的，由对置闰方法的微言式的批判，亦可知被《左传》视为正统的历是将正月固定在从冬至月算起的第三个月的历。据此可知，《左传》所提示的正统历为韩历。因而他认为《左传》是在战国中期韩国的朝廷完成的。韩国将搜集来的史料重新归纳整理，赋予独自的风格。《左传》的基本史料是《春秋》。《春秋》中，各国记事在鲁国君主的年代下被重新归纳整理，但此《春秋》的年代并非原来鲁国君主年代，而是战国中期齐国的朝廷用逾年称元法改写的。因此，《春秋》记述“朔”时，所选择的是适合战国时代齐历的记载。《左传》从这本《春秋》中选择不与自己的正统观相抵触的记载加以利用，然后再寓以独自的微言，利用在诸国中已有的许多故事，而将其词汇加以适当的改换。例如楚王的故事，先参照《春秋》而被写作“楚子”，在故事的会话部分中再将“楚王”置换为“楚君”。
    平势先生进而指出，《左传》的微言中有“夫子”、“吾子”、“君子”的组合。以往根据《论语》，一直将夫子当成是男子的美称。但《左传》所使用的“夫子”，是指同族灭亡、出奔他国或致使主君灭亡、出奔的人物。“吾子”也相同。这些“夫子”、“吾子”被用来称呼赵氏、魏氏的宗主，暗示他们终将灭亡。相对而言，“君子”被认为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是用来扫除“夫子”、“吾子”的不吉暗示的词汇。被称为“君子”的韩宣子与郑子产，有时也被称为“夫子”、“吾子”，但他们并不是无法预知未来的“夫子”、“吾子”，而是能预知未来的“夫子”、“吾子”。受到子产称赞的人物是韩宣子，在此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后所确立的由贤人确认是否具备王德的仪式。《春秋》的微言显示在《公羊传》中，主要在开头与结尾。开头部分论述属于周文王之法的逾年称元法，并说明从贤人“隐”（暗喻隐公）到“桓”（暗喻桓公）的权力委让。开头部分的“隐”乃是心想着古代周公的摄政，“桓”则意味着“武”。这是在隐隐约约地预言：战国中期齐国威宣王经过诸侯时期之后，将逾年改元而成为“威宣王”（威意味着“武”）。此处亦提示了《春秋》是在齐作成的。《左传》否定《春秋》的这些“形态”，在开头部分叙述至“惠”即惠公为止的历史，在结尾则排列相当于《春秋》结尾部分所记述的“获麟”以外的记载，更进一步增补年代并叙述田氏的恶行，再记述孔子于“获麟”的两年后去世，以提示孔子无法作《春秋》。《左传》末尾用“悼”的微言表现，记述包括韩氏的三晋灭智伯的情形，形成称赞其灭智伯的“形态”。在此，《左传》已用“夫子”、“吾子”的微言显示赵氏、魏氏将来会灭亡。《谷梁传》参照《左传》的这些微言，变更《春秋》与《公羊传》的微言结构，对晋伐鲜虞的记事加以批评，因为晋自己身为夷狄却讨伐中国的鲜虞。接着在结尾部分叙述“获麟”之事，声言麟将永居“中国”。总之，《春秋》与《公羊传》是论述齐国正统的史书，《左传》是论述韩国正统的史书，而《谷粱传》则是论述中山国正统的史书；这些书籍都是阐述各个正统将迎接王出现的预言书。到了汉代中期，《春秋》被重新解释为论述汉朝正统的预言书，而《左传》则在新莽时期被重新解释为论述王莽正统的预言书。这些解释或明或暗地被历代继承，因此，为了将这些书籍当作史书来使用，不仅有必要了解其原本的正统主张，而且还需理解汉代以后的正统观下所作的重新解释的情形，这样才不至于将那些后代的理解或解释误认为史实，将后代的思想误认为前代即已存在。
    1998年在日本的中国先秦史研究领域颇值评价的另一著作，是工藤元男教授著的《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和社会》。该书由日本创文社出版，受到日本学术界多方面的好评（注：池田知久《基于出土资料的新的中国史学的尝试--读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与社会〉》（《创文》403，1998年）； 富谷至《睡虎地秦简研究的胜利者》（《东方》212，1998年）； 大栉敦弘《工藤元男著〈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与社会〉》（《东洋史研究》第五十八卷第一号，1999年6月）； 汤浅邦弘《工藤元男著〈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与社会〉》（《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3号，1999年3月）。）。全书由序章睡虎地秦简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第一章内史的再编与内史·治粟内史的形成、第二章秦的都官与封建制、第三章秦的领土扩大与国际秩序的形成、第四章睡虎地秦简《日书》基础性的讨论、第五章通过《日书》所见的国家与社会、第六章先秦社会的行神信仰与禹、第七章《日书》中的道教性的习俗、第八章禹的变容与五祀、第九章《日书》所反映的秦·楚的视线、第十章战国秦的啬夫制与县制、终章睡虎地秦简所见的战国秦的法与习俗，即十二章构成。
    在以往的秦简研究中，或者是通过秦律及“语书”、“为吏之道”这些法制史料的分析来探讨中国法制的历史，或者是只对《日书》等术数史料进行考察和研究。而拥有日本“秦简研究第一人”（注：大栉敦弘《工藤元男著〈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与社会〉》，《东洋史研究》第五十八卷第一号，1999年6月。）之称的工藤元男先生， 在本书中，把秦律和《日书》共同作为分析的对象，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书中第一章到第三章，以秦律等法制史料为中心，对“内史”、“都官”、“属邦”、“臣邦”等作了制度上的探讨。诸如“都官”之类，都是文献中未见而通过秦简才知道的机构，因而，工藤先生采取在秦简中进行整合性的解释，并将其放在战国、秦汉史的前后关系中进行探索的方法加以研究。通过对它们的考察，在统一过程中战国秦国家的统治体制的面貌，例如领域的扩大、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统治秩序的结构等各个侧面，也就具体地浮现了出来。从第四章到第八章，是以《日书》为主要对象对当时的社会习俗、民间信仰等作的系统研究。其中，参照运用了诸如历法、天文、占卜法、五行说、道教、民俗学等各领域的成果，展开了整合性的颇有说服力的论述。第九章通过对《日书》中占法原理差异的分析，例如对二十八宿占、招摇、玄戈、稷辰、建除、岁等详细的分析，发现秦和楚的占法交错地存在于《日书》之中，从而得出与过去那种秦对占领地施以强权的印象不同的结论，认为秦的统治与当地的习俗是和睦的，它反映了秦采取的是“松缓的现实性的法治主义”。第十章通过啬夫制与县制的关系和结构问题，对秦的法治主义特色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其结论和第一章到第三章所讨论的内史、都官、属邦以及第四章以降所讨论的《日书》内容相同，即秦在推进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采取的是“松缓现实的法治主义”。最后，在终章中论述了睡虎地秦简中，既有容忍当地社会习俗的倾向（《日书》），也有把这些习俗斥为“恶俗”而试图进行一元性统治的倾向（《语书》），这是因为墓主某喜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秦的法治主义统治转换期的缘故。那么，在转换期秦的法治统治是如何进入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书中通过对《封诊式》的分析，认为《日书》中所见的宽松的法治，在《封诊式》的时期已经转换了，公元前258 年昭王采用帝号和变更历法岁首就是走向一元性统治的转换点。
    睡虎地秦简是近年来战国秦汉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在对它进行解读和利用时，必然要碰到史料的性格问题，例如它究竟反映的是战国时代哪一段历史？其适用范围是限定在秦本土的关中地区好呢？还是适用于包括出土秦简的南郡在内秦的全领域？《日书》中所见的习俗是秦的东西还是楚的东西？诸如此类若不弄明白，显然会制约秦简的利用。对此，本书以“秦的法治主义的转换”这样的视角为纵轴，以“秦、楚的地域性”为横轴，来分析秦统一六国的过程，是一创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秦统一六国的过程大约可分为：秦的统治和支配首先经历了秦律被当地很厚的习俗之壁所阻而不得不通融的阶段，然后是渗入当地共同体内部，进而秦的支配体制向一元性方向转换等。此外，本书对秦简从法（制度）与习俗两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既符合秦简本身的内容和性质，也有助于解开秦统一过程中支配体制的具体面貌。书中使用电脑将《日书》全文资料库化的手法，也是很值得借鉴的。总之，《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的国家与社会》一书超越了以往研究的框架，并对开拓相关联的新的研究领域亦颇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