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剧本作为文艺作品，不免带有艺术的夸张，尚不足以完全反映作者观点的话， 那么在《十批判书》这本堪称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郭沫若对于秦始皇有着更为严厉的批 判。“十批”中最先写成的“第一批”--《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历数秦始皇 的政治主张和作为：“他是极端专制，不让人民有说话的余地的。”“天下是一面大刑 狱的网，所谓政事，除游观、建筑、南征北伐、东漕西转之外，似乎只有断狱了。”“ 像这样一位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实行万世一系的人，当然反对君主虚位说 ，而对于禅让说，论理是尤当反对的。”焚书坑儒使“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 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秦始皇也把先秦诸子的大 部分综合了”，但他所综合的“多半是先行时代的残余渣滓。”（注：吕不韦与秦王政 的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17-1021）
    建国以后，时过境迁，昔日对秦始皇的批评又不合时宜了，于是郭沫若不得不对秦始 皇的评价再作修正。1956年他在校阅剧本《筑》时，特意说明他写这个剧本“存心用秦 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秦始皇是一位对民族发展有贡献 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哪能和他比。”（注：《高渐离》校后记之二。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29）1959年郭沫若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文中写道：“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 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 数的杰出人物。”（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答《新建设》编辑部问。郭 沫若全集 历史编 第三卷。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486-489）此时，郭沫若对秦 始皇的评价显然已转向正面。这些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50年代郭沫若对他的古史 分期理论再作调整。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断限最终落在了春秋战国之交，这使得 秦始皇再次以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面目出现。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毛泽东 的态度。
    毛泽东在1959年的一次讲话中，曾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不算什么，我们超过了他几百 倍。郭沫若在他作于60年代初期的《读随园诗话札记》中就表示：“以焚书而言，其用 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焚书并不多”，“其焚书最多 者实为西楚霸王”，“何能归罪于始皇耶”？更为牵强的是，郭沫若还说“又始皇收天 下之兵器，毁之以为钟锯，所收者乃铜而非铁。”“故始皇毁兵，在中国为铜器时代向 铁器时代之过渡。且毁兵器而为钟锯，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注：读《 随园诗话》札记。论秦始皇。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31 5-316）《读<随园诗话>札记》一书在1961年正式结集出版前，其内容已先行连载于《 人民日报》的副刊。《论秦始皇》一篇在总共77条札记中列在第8，其反应十分灵敏。
    “文革”期间，毛泽东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 皇。”直白地表示“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并作七律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在这种情形下，郭沫若除了表示“肯定秦皇功百代”，“十批大错明如火”之外，还能 有什么选择？
    郭沫若学术观点之多变，说到底是因为他的学术与政治的结合过于紧密，政治形势一 旦变化，为其服务的学术观点自然也不得不变。学术若是完全迁就于时势便会丧失其独 立性，而以现实政治的需要与否为其唯一度量。郭沫若晚年对《坎曼尔诗笺》的明显作 伪视而不见，对李白杜甫有悖常理的任情褒贬，现大都已为学术界所深刻反思。
    三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能以学术经世，郭沫若也不例外。所以，虽然当新文化运动的 大潮挟着“个性”与“自我”的呼喊扑面而来时，他也曾为之欢呼。郭沫若最终选择了 马克思主义，因为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主义前景的来世瞻望和历史理想主义的革 命人生观，能为彷徨和迷惘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最热烈的道德激情。这与所有中国 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渴求--以学术经世致用，进而治国平天下--正不谋而合。
    从郭沫若的个人经历来看，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或者说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然后才是一个学者。
    郭沫若在1926年南下当时大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在广东大学文科执教，旋即转任国民 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秘书长；并在北伐途中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这些 职务所要求的自然不是为文艺而文艺，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充分将文艺、学术与现实政 治斗争相结合，进而宣传革命。1927年3、4月间，国共分裂前后，郭沫若更是以他《试 看今日之蒋介石》等3篇文章，站到了政治漩涡的风口浪尖。随后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 义，并担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总揽政治宣传工作。（注：革命春秋。郭沫 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925-1927年这3年，无论对于中国社会，还是郭沫若个人的命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于中国社会而言，国共合作，以俄为师，拿来的是苏俄政党的组织方式，后来的国民党 ，以一个政党为核心，通过严密的组织系统，实现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 教育……方方面面的控制。于郭沫若个人而言，虽然他早在1923年便发出了“我们要反 抗资本主义的毒龙”的呼喊，但那只是出自一个诗人的激情与幻想。郭沫若真正在一个 政党的组织领导下，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的智慧与才情服务于革命事业，无疑是从这时开 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