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亡命扶桑的郭沫若离日返国。归国前，郭沫若学习了中 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表示愿意做“党的喇叭。”归国后，他先后出任军委会政治 部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委等职，实际上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1941 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的50寿辰，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整个祝寿活动办得异常热烈隆 重。其实早在1938年，中共中央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正式决定：以郭沫若作为鲁迅的继承 者和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周恩来在郭沫若的祝寿大 会上作了《我要说的话》的讲演，他在讲演中把郭沫若比作一面旗帜“带着我们大家一 道前进”，又把郭沫若当作一个战士，作为打击敌人的先锋和干将。（注：周恩来。我要 说的话。原载新华日报1941.11.16（1））于是，郭沫若也热烈而忘我地以浪漫主义激情实 践旗帜和战士的角色，争当革命军中马前卒。
    郭沫若在1941-1943年先后创作了5部历史剧，可以说都是配合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政治 斗争而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皆取材于战国时期合纵抗 秦的史实。这些故事与皖南事变之后的特殊情势，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正有契合之处。郭沫若后来回忆，在创作过程中周恩来给了 他很多难以忘怀的指导和帮助。他在创作前会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剧本完稿后，又会同 周恩来一起研究剧本，作修改；在公演时，周恩来都会亲临剧场，大力支持；公演后， 周恩来还会精心组织评论文章对剧本内涵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和阐扬……
    唯有《孔雀胆》一剧取材于元代云南大理总管段功与梁王公主阿盖的爱情悲剧故事， 稍稍偏离了当时的政治主题。剧成后，郭沫若照例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看后委婉 地表示，剧本写得不错，但在此时上演，其意义不可能与《屈原》相提并论。1943年元 旦，《孔》剧正式上演，观众反应相当热烈，但是连演8天，评论界却不置一词，甚至 有人质问“全剧主旨何在。”直到1943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刊出徐飞的评论文章， 说《孔》剧要表现的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这才算是把一部原先“ 毫无意义”的爱情悲剧赋予了“意义”。郭沫若后来在《<孔雀胆>后记》中也解释，“ 不明主旨所在”的原因是“由于恋爱斗争的副题过于扩大，掩盖了主题”，并称赞徐飞 的评论是点睛之笔。（注：《孔雀胆》后记。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6.272）《孔雀胆》原是郭沫若写得最快的一个剧本，文思如涌，5日即成，应该 是很得意的。但后来，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认为《孔雀胆》是几部历史剧当中最不 成功的，这纯粹是以政治意义为衡量标准的结果。
    郭沫若在重庆还写了不少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是其中最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 》最初也是在1944年1月应中国共产党要求而成的一篇讽刺时局之作，其主旨是借明亡3 00年祭影射国民党若再专务内争，不思抗日，则必将重蹈明亡之覆辙。原文并没有要告 诫中共干部不要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意思，是毛泽东后来依据形势需要对《甲申三百年祭 》作的全新诠释，才添加了这层含义。（注：冯锡刚。甲申年话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档案。2004.2.30-32）于是《甲申三百年祭》便成了“以史为鉴”的范本，在现实政治 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9年以后，郭沫若在学术上的种种表现留下不少遗憾，其实郭沫若从大革命时代开 始便投身革命，将学术和文艺服务于现实斗争需要。他所扮演的角色从来就是战斗火线 上的匕首、投枪、革命军中的马前卒。因而他的学术思想很难卓然独立。
    不可否认，郭沫若有其人格上的缺陷。同为马克思主义三大史学家之一，在“文革” 中，翦伯赞被迫害致死，范文澜则保持了可贵的缄默。这使得我们很容易在评价历史人 物时，以一种道德评判替代对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及其悲剧性命运的历史反思。 今天，很多人还喜欢将郭沫若与陈寅恪这两个个性、经历完全不同的人，放在一起以一 种“自由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评价，这样比较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将复杂的历史 简化为一张张鲜明的脸谱，然后通过这一张张脸谱来陟罚臧否。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对历史、对历史人物深刻的省察，唯有如此方不致于“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