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著整段引用了方东树此论后指出，“方氏之论虽底毁逾分”，但却得宋儒论“理”之义的一面，“植之则谓宋儒辨理欲，本亦为立言从政者之心术言之也。惟其如此，故东原辨理欲虽语多精到，而陈义稍偏，颇有未圆。”（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9页。）
    宋儒严格辨理欲，其关注的重点到底在上还是在下？即是说，宋儒之辨理欲到底是为了抑制统治者的贪欲呢？还是要抑制百姓的欲望？此不可一概而论，两方面容或均有之。问题在于，宋儒即或有意以理欲之辨来抑制在位者的贪欲，其效果究竟如何？靠读书人讲两句“存天理，去人欲”的话，就想杜绝在位者的贪欲，这可能吗？我们之所以说它不可能或基本上不可能，那是因为贪官污吏手中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恩赐，而皇帝的权力来自于老天爷。权力的来源者才可能成为权力的制约者。也就是说，只有老天爷才能管得住皇帝，凡人不必去动这个脑筋。所以，单单讲正心诚意修身，再添上几句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对在位者的贪欲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或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假使在位者拿了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来对付“在下”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正如胡适所说“理与势携手时，势力借理之名，行私利之实，理就成了势力的护身符，那些负屈含冤的幼者弱者就无处伸诉了。”所以，宋儒的理欲之辨，其所造成的社会实效，就成了或主要成了在位者在对在下者压迫和奴役的口实。戴震揭示了在位者、尊者、长者利用“理”所造成的结果，总是卑者、幼者、弱者的“失理”，这才是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精华所在，也是戴震《孟子定义疏证》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钱著何以不对戴震批驳宋儒的“以理杀人论”深论一番，羽翼之而强化之，有如胡适所为者？为什么他却要抓住戴震的论证方法不放？我觉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戴震排宋斥朱的立场是钱氏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戴震在排宋斥朱的立场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钱氏也就不能嘿然无语而必要加以申斥。实际上，对于戴氏既褒又贬，这早在章实斋即已为之。一方面，章氏称赞戴学“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博雅考订以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注：《文史通义·朱陆》。）这里，实斋对戴学的推许，是因为章氏认为戴震的治学能以实证虚，以考证明“道”，这既弥补了宋明理学论道的空泛，又比乾嘉诸学人龁龁于名物典制的考据高明了许多。但章氏对于戴震排宋斥朱的立场又极为反感，认为“戴氏……一代巨儒，而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故余作《朱陆篇》正之。”（注：《文史通义·朱陆》。）章氏又讥戴震之斥朱乃数典而忘祖。今试以钱著之论戴氏，与章实斋之论戴氏相较，二者又何其相似乃尔！钱氏对于戴震之赞，亦因戴学路径渊源于朱学，戴氏未躭躭于名物典制之考据，而以明道为职志。此宋学气象也，故钱著谓戴震与实斋为“乾嘉时最高两大师”，原因在此；而钱穆之斥戴氏，亦全因戴震之斥宋排击朱熹而起，认为戴氏此论实为对宋儒之大不敬。然而平心而论，程朱的理欲之辨，造成历史上在位者、尊者、长者以“理”压迫卑者、幼者、弱者，戴震对此加以批判，我们正当礼赞戴震，因为这正是戴震的卓越处。如果因为戴震出自朱学体系就认为他不可以反对朱熹；因为推许宋明理学，便把理学划入批评不得，议论不得的“禁区”，这不是把理学变成了一种钱氏自己也一贯反对的门户之学了吗？
    3.钱著之抑戴震，申焦循。钱氏对焦循之学极为推崇，谓焦氏足以与章实斋、戴东原相鼎足，其论“颇若时兼东原、实斋两家之长。”（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67页。）然钱著又每发为抑戴申焦之论。钱氏认为，焦循论性善之要义，一曰义之时变，二曰情之旁通。钱氏以焦循此论与戴东原的“能蔽”、“去私”说相比较，认为焦氏之说“似较东原尤完密焉。”（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60页。）又说焦氏论性分之不同，亦“非东原所及”。（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66页。）但我们注意到，钱穆之赞焦循论学，多取证于焦氏的《论语通释》。《论语通释》同时也是钱穆对焦氏著作中最为推许之一种。而在《论语通释》中有焦循评论吕坤的“理尊于势”说。焦氏说：
    “明儒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时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礼，未闻持礼以与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按焦氏之论迂腐不堪，与吕坤之识见其相距真何啻天壤！焦氏抑且不及戴震识断之万一！钱穆一定细读过焦氏此论，何以竟然对此不置一喙，轻轻放过？何以不合焦氏此论与戴震批判宋儒的“以理杀人论”作一番对比？且戴震批判“以理杀人”，正是理势之争的绝好例证，钱氏亦向“以师道自尊”，认为“不为相则为师”是“宋明学者之职志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页。）而钱穆对焦氏之迂腐却嘿然无语，此何以服膺人心？钱氏之申焦抑戴，非为抑戴而抑戴耶？非为对戴震之成见所致耶？
    4.钱著对清代今文经学的评价。道咸以降，外侮渐作，国势日见凌替，文化思想的发展亦呈现多元化的趋向。乾嘉朴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晚清今文经学初甦复苏而渐次壮大起来。晚清今文经学独好《公羊》，他们既不满意标榜为“汉学”的乾嘉朴学之琐碎鲜有议论，乃欲由汉而返诸宋。而西汉公羊学既有“汉学”之名，而其“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又足以附会为经书义理而与宋学灵犀相通。晚清今文经学乃高举起公羊学旗帜，一可以以七十子后学所嫡传之“汉学”与清代的“汉学家”相角，又可以今文经说之微言大义与宋学通。是故晚清今文经学家皆不反宋，或取汉宋兼采立场，其根源在此。但晚清今文经学家仅以说经为端由。他们的治学方法虽亦由考据（因经说有此需要）一路而来，其旨意毕竟是落在用附会公羊学之“微言大义”以经说干政上的。因此之故，晚清公羊学多窳陋。钱著从学术本体的立场出发，于此一点的抉发最为深切而著明。钱氏谓“晚清今天一派，大抵菲薄考据，而仍以考据成业。然心已粗，气已浮，犹不如一心尊尚考据者所得犹较踏实。其先特为考据之反动，其终汇于考据之颓流。”（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32页。）因此，“近人乃认晚清今文学为清代经学考证最后最精之结果，则尤误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28页。）书中指责康有为、廖平的治经：“若康、廖之治经，毕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矣，此可谓之考证学中之陆王，而考证遂陷绝境，不得不坠地而尽矣。”（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52页。）钱氏此说确实是康、廖辈治学方法的根本缺陷。为了拔除公羊家通三统之说的根基，钱穆更谓：
    “治公羊通三统之说，固必求其制度，而尤有一更要义焉，则帝王非万世一姓，及其德衰，必则贤禅让是也。此汉儒自董仲舒以下皆言之，极于王莽之代汉，亦自公羊通三统而来。长素盛尊公羊而力诋莽歆，高谈改制而坚主保王，则义不条贯，非真能知汉儒公羊家精神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60页。）
    这里，钱氏用“入其室而操其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深深地刺中了康有为一派今文家治学的理不符实，“知”、“行”相分的要害，足令康有为辈为之掩口无对。又如钱氏讥弹康有为倒填《大同书》著书年月，称此为“篝火狐鸣”，“所谓国师公（指刘歆）欲篡圣统而伪造经典，正不啻其自供状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701页。）所论极酣畅淋漓。语虽尖刻，理却平实，康有为辈确是有可讥弹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