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代的土官
    1.元代史籍中的土官
    “土官”一词的含义大体有两大类。一类是作为礼仪中的官名、五行属土之官或土地神出现的。这在《礼记·月令》、唐陆龟蒙《祝牛宫辞序》以及《宋书·礼志四》中可见记载，但这一类土官与本文的讨论无关。⑧另一类是作为土著首领的“土官”。这在宋代以前鲜见记载，宋代开始零星使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8载：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丁酉，“枢密院言，归明土官杨昌盟等乞依胡田所请，存留渠阳军，县依旧名，事应旧送县者，令渠阳寨理断，徒已上罪即送沅州”。洪迈《容斋四笔·渠阳蛮俗》载：“蛮酋自称曰官，谓其所部之长曰都幙，邦人称之为土官”。南宋范成大撰《桂海虞衡志校注·志蛮》载：北宋皇祐四年(1052)，广源州壮族首领侬智高起义失败后，朝廷“因其疆域，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凡五十余所。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郡，障防外蛮，缓急追集备御，制如官军”，“有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洞，皆命于安抚，若监司给文帖朱记”。⑨这些壮族首领被一些现代学者称之为广西土官的肇始，但值得一提的是，《桂海虞衡志校注·志蛮》的作者并未使用“土官”一词。
    元代亦很少使用“土官”一词。如元代官方法律文献《元典章》中“土官”一词仅在同一案例中出现过两次。⑩在元代丞相脱脱和史官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的《宋史》、《辽史》、《金史》中，“土官”一词也仅在《宋史》中出现过1次，(11)仍然与宋代渠阳蛮有关，其载：“后以渠阳为诚州，命光僭之子供备库使昌达、供备库副使杨昌等同知州事，而贯保、丰山、若水等砦皆罢戍，择授土官，俾乂间毁楼橹，撤官舍，护领居民入砦。”(12)
    不过相较“土官”而言，元代史官更愿意用“土人”、“土兵”等词。《宋史》中“土人”一词出现过44次，“土兵”一词出现过33次，这其中还有几处“土人”的记载或可作为“土官”存在的佐证。《宋史·地理志六》“广南西路”载：“广南东、西路……民性轻悍。宋初，以人稀土旷，并省州县……大率民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优其秩奉。春、梅诸州，炎疠颇甚，许土人领任。”《宋史·职官志十一》“俸禄制上”载：
    客省及皇城以下诸司副使，二十千。内殿承制，十七千。崇班，十四千。春绢各五匹，冬十匹，绵三十两。带阁门祗候并同。供奉官，十千。带阁门祗候者，十二千。春绢四匹，冬五匹，绵二十两。侍禁，七千。带阁门祗候者，一十千。殿直，五千。带阁门祗候者，九千。并春、冬绢各四匹，冬绵十五两。三班奉职、借职，四千。春、冬绢各三匹，钱二千。下茶酒班殿侍，一千。春、冬绢七匹，冬绵十五两。下班殿侍，七百。春、冬绢各五匹，二项并蕃官并土人补充者。
    《宋史·食货志上三》“漕运条”载：“绍圣二年，置汴纲，通作二百纲。在部进纳官铨试不中者，注押上供粮斛，不用衙前、土人、军将。未几，复募土人押诸路纲如故。”不仅如此，在元代史籍中“土人”一词更是大量出现，且“土人”遍布大江南北。然而即使如此，宋人、元人不常用“土官”一词确属事实。
    2.明人笔下的元代土官
    明人笔下的元代土官多集中在《元史》等史籍中。笔者将此类土官大体分为三种：
    第一类是明人笔下的宋代土官。《元史·世祖十一》载：“至元二十四年冬十月乙酉……罗北甸土官火者、阿禾及维摩合剌孙之子并内附。”至大三年(1310)正月，湖广省乖西带蛮阿马等联结万人入寇，元廷遣万户移剌四奴领军千人，及调思、播土兵并力讨捕。(13)至大四年(1311)十一月，“立乖西府，以土官阿马知府事，佩金符”。(14)《元史·泰定帝一》载：“泰定元年二月丁亥，平伐苗酋的娘率其户十万来降，土官三百六十人请朝。湖广行省请汰其众还部，令的娘等四十六人入觐，从之。”《元史·文宗二》载：“天历二年二月癸丑，诸王月鲁帖木儿等至播州，招谕土官之从囊加台者，杨延里不花及其弟等皆来降。”《元史·顺帝五》载：“至正九年夏四月辛丑，师壁安抚司土官田驴什用、盘顺府土官墨奴什用降，立长官司四、巡检司七。”《元史·顺帝七》载：“至正十六年春正月戊申，云南土官阿芦降，遣侄腮斡以方物来贡。”《元史·外夷传三·缅传》载：
    云南省遣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剌丁率蒙古、爨、僰、摩些军三千八百四十余人征缅，至江头，深蹂酋首细安立寨之所，招降其磨欲等三百余寨土官曲蜡蒲折户四千、孟磨爱吕户一千、磨柰蒙匡里答八剌户二万、蒙忙甸土官甫禄堡户一万、木都弹秃户二百，凡三万五千二百户，以天热还师。
    《元史》乃明代史官所撰，但其中有如此多的宋代土官，究竟是宋代原本就称其为土官，还是明朝史官根据明人的习惯称这些宋代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结合上述可知，还是后者为主。
    第二类是明人笔下的元代土官。蒙古人在统一中国过程中，为了巩固和扩大政权基础，相继采用了“参用汉人”、(15)“参用南人”、(16)“参用土人”(17)的政策。土官就是在蒙古统一江南的过程中，伴随“参用土人”而出现的。《元史·世祖十三》载：“金竹府知府扫闾贡马及雨氈，且言：‘金竹府虽内附，蛮民多未服。近与赵坚招降竹古弄、古鲁花等三十余寨，乞立县，设长官、总把，参用土人。’”《元史·顺帝一》载：“平伐、都云、定云酋长宝郎、天都虫等来降，即其地复立宣抚司，参用其土酋为官。”《元史·地理四》“木来军民府条”：“中书省奏置散府，以布伯为达鲁花赤，用其土人马列知府事”。《元史·百官志七》“诸蛮夷长官司”载：“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参用其土人为之。”《元史·世祖十四》载：
    至元二十九年九月丁卯，中书省臣言：“茆灊、十围、安化等新附洞蛮凡八万，宜设管军民司，以其土人蒙意、蒙世、莫仲文为长官，以吕天佑、塔不带为达鲁花赤。八番斡罗思招附光兰州洞蛮，宜置定远府，就用其所举秃干、高守文、黄世曾、燕只哥为达鲁花赤、知府、同知、判官”。制曰：可。
    《蒙兀儿史记·昔里钤部传》附《爱鲁传》载：至元十三年(1276)，特磨道首领侬士贵、左江土酋李维屏、右江土酋岑从威等二千余人至云南行省，各持土物纳款，“是岁广中降者八十余州，籍四十万户，东招靖江，南开广道，不劳一矢而安定”。《元史·成宗二》载：“大德二年冬十月壬戌……立平珠、六洞蛮夷长官司二，设土官四十四员。”《元史·地理志》载：“至元二十年，四川行省讨平九溪十八洞，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设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听顺元路宣抚司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