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册封制度。许多论著还将元代土官的诰敕、印章、虎符、朝贡等列为土官制度的内容。诰敕、印章、虎符、朝贡等制度在《元典章·礼部》中有详尽的记载，作为元代土官固然要遵守这些制度，但这些制度是全体官员都要遵守的，并不是针对土官建立的，它是元代职官的基本制度，而不是元代土官独有的制度。
    (三)选用、升迁、惩罚。元代土官在选用、升迁、惩罚等方面既有同于非土官的地方，也有别于非土官之处，这是元代土官较为特殊的方面。《元史·选举志二》“铨法上条”载：
    凡蛮夷官：议：“播州宣抚司保蛮夷军民副长官，系远方蛮夷，不拘常调之职，合准所保。其蛮夷地分，虽不拘常调之处，而所保之人，多有泛滥。今后除袭替土官外，急阙久任者，依例以相应人举用，不许预保，违者罪及所由官司”。
    《元史·选举志三》“铨法中条”载：“二十八年，诏：‘腹里官员迁去云南近里城邑，拟升二等，若极边重地，更升一等。行省咨保人员，比依定夺。其蒙古、土人及招附百姓有功之人，不拘此例。’”保举是元代选官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职官与军官均可依例保举，《元典章·圣政》卷1“典章二·举贤才”载：
    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者也。仰御史台、翰林院、国史(院)、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诸色人内，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已上，行省、行台、宣慰司、肃政廉访司各举五人。务要皆得实才，毋但具数而已。
    从制度层面讲，土官与非土官同样可保举，但由于土官保举“多有泛滥”，才出现了上述记载中的一些限制性规定，但这不属于制度层面的规定，只是执行政策中的一些措施。
    元代对于“有勋劳”的土官是要进行升赏的，相反则要惩罚。《元史·刑法二》载：“诸土官有能爱抚军民，境内宁谧者，三年一次，保勘升官。其有勋劳及应升赏承袭，文字至帅府，辄非理疏驳，故为难阻者，罢之。”查《元典章》并无此项规定，但《元典章·吏部》卷2“官制二·选格”中有一条记载与此相关，其载：“外任官员三周年为一考。除达鲁花赤、回回官员另行定夺。”这说明土官与外任官执行的是同一规定，只是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吏“辄非理疏驳，故为难阻”，所以有关土官“三年一次，保勘升官”的规定并不表明是针对土官专门制定的。
    元代对于边远地区任职者的期限、考核亦有涉及到土官的记载，《元典章·吏部》卷2“官职二·远方官吏月日”载：
    吏部呈：钦奉圣旨节该：“诸衙门令史、译史、宣使人等，今后一百二十月为满”。钦此。本部议得：远方令史、译史人员等月日内，甘肃、福建、四川，此间发去九十月为满，土人一百二十月。两广、海北海南道，此间发去八十月为满，土人一百二十月。云南行省八十月为满。俱呈找详。都省议得，下项去处虽系远方，平顶日久，令史、译史、通事、知印、宣使、奏差，自大德元年三月初七日以后勾当人员，此间发去者俱以九十月为满，土人依例一百二十月为满。
    《元史·选举志四》“考课条”亦载：
    云南行省极边重地令、译、史人等，六十月考满。甘肃行省令译史人等，六十五月考满，本土人员，依旧例用。部议：“远方令、译、史人等，甘肃、福建、四川于此发去，九十月为满。两广、海北、海南道于此发去，八十月满。云南省八十月满。土人一百二十月满”……都省议：“俱以九十月为考满，土人依例一百二十月为满”……部议：“合准旧例，云南六十月，河西、四川六十五月，土人九十月为满”。
    上述记载表明，按照元朝通例，各处行省令史，通例任满一百二十月，方许出职，土人依例也是以一百二十月为满，后经部议，以九十月为满，只有在云南、甘肃、福建、四川等边远地区任职的非土官可适当缩短任职期限，一般为六十至九十月为满。由此可见，元代土官与非土官在任职期限方面执行的是同一法律和同一标准。
    在惩罚方面，《元典章·新集》卷6“刑部·土官取受无禄同有禄人断”载：
    延祐七年二月□日，江西行省准中书省咨：
    延祐七年九月十七日奏过事内一件：“御史台官人每，备着陕西行台文书，俺根底与文书有：‘云南建昌路张姓的同知，因事取受人的马匹上头(事)，本处廉访司官要了他的招状，依例断七十七下，例降散官二等。他是本土人有。依先定来的(例)，依旧勾当’。么道，说将来的上头，俺叫刑部定拟呵，‘是本处土官无禄人有。依无禄例，减一等，断六十七下，依旧勾当’。么道，定拟了，呈与俺文书有。俺商量来：待异者无禄减等断罪呵，土官犯罪不殿降，依旧勾当，更兼承袭父兄的职事。他是受宣命的人有，难比无禄的人。如今将他依着有禄人的例要罪过，今后拟这般土官犯赃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都省咨请钦此实行。
    《元典章·圣政》卷2“典章三·霈恩宥”载：“湖南、云南边境诸蛮，互相仇杀，掳掠人民。如能悔过自新，即与免罪。”《元史·刑法二》载：“诸内郡官仕云南者，有罪依常律，土官有罪，罚而不废。诸左右两江所部土官，辄兴兵相雠杀者，坐以叛逆之罪。其有妄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有司受财妄听者，以枉法论。”上述记载透露出如下信息：(1)土官中有无禄土官与有禄土官之分。(2)元代无禄土官有罪或可享受一定的减罪处罚，如“土官有罪，罚而不废”，或“本处土官无禄人有，依无禄例，(罪)减一等”。(3)这些规定都具有地域性，如“土官有罪，罚而不废”明确指的是云南土官，而左右两江所部土官似乎并不在此规定之内。《元史·吕思诚传》载：“思诚纳印绶殿前，遂出佥广西廉访司事。巡行郡县，土官有于元帅者，恃势鱼肉人，恐事觉，阴遣其子迓思诚于道，思诚缚之，悉发其阴私，痛惩其罪，一道震肃。”实际上元代对待土官的原则是“叛则讨之，服则舍之”，(22)并不是一味怀柔。如果认为蒙元统治者自身属于边疆夷狄，较少有“华夷有别”、“内华夏、外夷狄”的大汉族的正统观，对其他边疆蛮夷的防范较少。这种观点只说对了一部分。在汉族统治者的“华夷之辨”中的确是将境内民族分为“华”与“夷”两大类，即“华夷之辨”，且“华夷有别”。蒙元统治者虽然较少有“华夷之别”的区分，但民族等级观念更为突出，不仅有蒙古人与色目人之别，蒙古人与汉人之别，而且还有蒙古人与南人之别，蒙古人与蛮夷之别。这其中蛮夷的地位最低，而元代土官基本为蛮夷，所以针对上述记载而言，元代土官所享受的减罪处罚应当是有限的。(4)这些规定亦存在着一定的时限性，如无禄土官，罪减一等只存在于延祐七年(1320)以前，按照上述记载，延祐七年后，大凡受宣命的土官犯赃，难比无禄之人，只能“依着有禄人的例要罪过”。总之上述这些规定既存在着有别于非土官之处，也存在着相同之处，但就不同之处来看，基本上属于“有例可依，无法可循”的性质，大多为临时性、区域性的规定，属政策层面，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即国家制度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