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举大端”：著史之纲领
    《史记》“本纪”的设立，有没有以往的史籍可资采用或借鉴？前人对此曾提出多种回答。有认为是效法《春秋》的，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曾言：“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有认为其名称采用《吕氏春秋》的，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子长）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有认为是继承先秦古书《禹本纪》的，如赵翼《陔余丛考》卷五《史记一》云：“《史记·大宛传》赞则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高五百里’。又云：‘《禹本纪》及《山海经》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迁之作纪，非本以《吕览》，而汉以前别有《禹本纪》一书，正迁所本。”①
    以上说法各有其道理，因为司马迁在编纂体裁体例上不能凭空创造，“本纪”的取名，可能从《禹本纪》或《吕氏春秋》中得到启发，而本纪依年纪事，这一原则是著史者不能违背的，所以与先秦主要史籍《春秋》《左传》有其继承的关系。但我们今天所应特别重视的则有两项：第一，司马迁是自觉地以本纪作为《史记》全书记载丰富复杂的华夏民族演进历程之纲领，是其“通古今之变”的大手笔；第二，本纪各篇记载“天子行事”，将再现历史盛衰变化大势和塑造人物生动的性格特征有机地相结合——这两项，是司马迁彪炳史册的成功创造，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为什么说司马迁是自觉地用“本纪”作为著史之纲领呢？这在《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这一集中地叙述其著史旨趣的篇章中，有明白的交代：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这里十分清楚地揭示出以下三项：一是，十二本纪置于全书之首，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二是，十二本纪的记载始自华夏族始祖黄帝，下迄史家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综合记述华夏族几千年以来的演化史，而其精髓，是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著史所定下的“通古今之变”的目标即借此以体现。三是，本纪所载是对于历史进程关系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系等大事，故称“既科条之矣”。科条者，著史之大纲目也。司马迁所追求的境界，与孤立记载若干事目、流水簿式的记载是如此的绝然不同。2000年前的史家，能有如此杰出的著史成果，又能对自己的著史理念做出这样明确的概括，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刘知幾、章学诚两人对于本纪作为《史记》著史之纲领的意义也曾有所揭示。刘知幾《史通·二体》篇中谓：“纪以包举大端。”章学诚则云：“《吕氏》十二月令但名为纪，而司马迁、班固之徒则称本纪。原其称‘本’之义，司马迁意在绍法《春秋》。顾《左氏》《公》《谷》专家各为之传，而迁则一人之书，更著书、表、列传以为之纬，故加纪以‘本’而明其纪之为经耳。”②
    司马迁撰著的“本纪”12篇，在中国史学上的出色贡献，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五端。
    第一，司马迁“整齐百家杂语”，是以“考而后信”的审慎态度和方法，对于百家“其言不雅驯”的记载、互相矛盾歧异的说法，做了整理和取舍。他确定了华夏文明的始祖是黄帝，华夏民族的历史从“五帝”时期开始，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开始。《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整理出从黄帝至尧舜的古史体系，这一裁制在中华文明史上有伟大的意义。2000多年来，中国人世世代代普遍地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形成了占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对于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本根”的共同认识，促进了“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加强了民族向心力，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第二，记载了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的继承性和治国施政的变革，总结出“恃德抚民者昌，昏乱骄侈者亡”的历史规律。夏、商、周三代是华夏文明的奠基时期，司马迁采集《尚书》《诗经》《左传》《国语》《世本》《吕氏春秋》等的可信史料，详实地记载了这三个时期的帝王世系和重要历史事件。《太史公自序》中对夏、商、周三篇本纪的撰著义旨有明确的概括：“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丰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司马迁寄意最深的是，记述帝王治国施政的特点，以明其盛衰之原因。如说夏朝灭亡的原因是，“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③。而商汤兴起的原因，是汤体恤民众的疾苦，重视人心的向背，并引述其名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④至武丁时，“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⑤。武丁治国50年，是殷商最强盛的时期，号为高宗。至殷纣王残暴骄淫，“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⑥。又实行酷刑，有炮烙之法，拒谏饰非，昏乱至极，众叛亲离，终于自取灭亡。这时周的势力已在西方兴起，至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⑦，因而成为周王朝的奠基人。周文王继承其事业，“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⑧。至周武王率领浩浩荡荡的讨伐殷纣王的盟军渡过黄河，来到商郊牧野时，便发生了纣师倒戈相向的一幕：“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⑨前代学者对上述3篇本纪记述史事提纲挈领的成功手法和揭示朝代盛衰的深刻鉴戒意义，有过不少精当的评论。如黄震说：“《殷纪》亦依仿《书》为之，具载兴衰相乘者数四，未尝不本于贤者之用舍，而载纣取亡之事尤详，真可为万世戒。”⑩丁晏则论云：“案史公《周纪》剌取《尚书》《左传》《国语》《国策》《孟子》《吕览》诸书为之，煌煌大篇，叙次秩然有条理，自成史公之文。”（11）
    第三，以《秦本纪》详载秦由僻居西方的小国，由于历代有作为君主的苦心经营，奠定了建立帝业的基础。又以《秦始皇本纪》记载中国统一局面的出现，深刻地总结秦朝结束分立局面的巨大功绩和不行仁义而骤亡的历史教训。秦原是僻居西陲的小国，在战国初年，中原各诸侯国以夷狄视之，但经过十几代君主的奋发努力，秦国终于逐渐强大起来，而秦穆公、孝公、惠文王、昭襄王等都是很有作为的人物。叙述秦穆公至昭襄王的历史，就是记载数百年间变落后为富强的不平凡的历程，也是深刻地揭示出全中国为何能在秦朝实现统一的历史根源，这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牛运震《史记评注·秦本纪》中对此有中肯的评论：“盖秦伯王之业，章于缪孝，成于昭襄，此始皇因之所以并吞混一而称帝号也。”梁启超也强调，自秦穆公至始皇400年余间，秦国以创业、拓展为目标，“以图进取，百折不挠而卒贯其初志”，“虽缘外力抵抗之强弱，而屡有屈伸，顾未尝或一退转，其步骤亦未或一凌乱”。（12）这也是对《秦本纪》的内容和撰述义旨的恰当概括。
    秦始皇在前代君主长期经营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终于统一全中国，这更是历史上的大事！紧接《秦本纪》之后的《秦始皇本纪》，详记始皇统一天下的功业，高度评价其以全国统一取代列国分立局面，以中央集权制取代分封制的历史功绩。这对于汉代世俗之士故意贬低秦朝的地位、称其为“闰位”的歪曲看法，是有力的矫正，不仅见识卓越，而且凸显司马迁忠实于客观历史的“实录”精神。牛运震也极为赞赏《秦始皇本纪》原原本本记载“史之大事”的特点：“本纪之体，大事书，小事不书。《始皇本纪》自元年以来书置将相，书攻邑，书置郡，书饥旱……即此所书，可以约见本纪书事之法矣。”（13）本篇又一撰述义旨，是总结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居功自傲、对民众实行残酷剥削和严刑峻法、奢侈无度，因此暴亡的严重历史教训。为此，司马迁高度评价贾谊《过秦论》对秦朝兴亡历史教训的总结，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破例地将《过秦论》全文引在《秦始皇本纪》篇末论赞之中，用贾谊的话对秦始皇的暴政做了严肃批判：“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待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第四，设置《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酣畅的笔力写出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使曾经不可一世的秦朝统治顷刻灭亡，项羽在推翻秦朝中如何起到号令诸侯的作用，刘邦又如何以过人的谋略和安抚民众的措施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建立西汉政权。汉高祖刘邦改变秦的暴虐政治为宽厚政治，安定天下，开创了更大规模的国家统一局面。司马迁对这一历史的巨大变局十分重视，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地概括此2篇本纪的撰写义旨：“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我们再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考察，项羽固然是反秦的英雄，在攻灭秦朝的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气概，但他所实行的分封诸侯的政策和残酷杀戮政策，是开历史倒车的，所以注定失败。而刘邦建立的西汉政权，除秦繁苛，“改制易俗”，正符合“易敝通变”的历史规律，所以，西汉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前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项羽本纪》《高祖本纪》2篇，真实、生动地记载了这一段场面广阔、波澜起伏的历史进程，显示出秦至楚、至汉“八年之中，天下三嬗”的演进脉络，并且将项羽、刘邦相反的政治作为和成败结局两相对照，因而成为历代学者推崇的再现楚汉之际历史风云的杰作。
    第五，提纲挈领记载了西汉政权巩固和出现盛世的历史进程，开创了重视记载当代史的成功范例。西汉前期的历史，对于华夏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司马迁依据他身为太史令所能掌握的西汉皇室文书档案史料和他的亲闻亲见，纲举目张地叙述了惠、文、景、武诸朝的重要政治设施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包括：医治因秦汉之际长期战乱造成的残破局面，恢复生产，减轻赋税，实行“无为”而治；强干弱枝，相继成功地解决异姓王和同姓王的问题，巩固中央集权；“汉承秦制”，同时又根据时代需要而创立新制度，荐举贤良孝廉，尊崇儒术，抑制豪强兼并，颁行新历法等，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样板；扩大国家版图，加强对周边民族的关系，同时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自卫战争，解除匈奴游牧贵族长期对中原地区的威胁，推进了全中国统一的规模。司马迁对于各篇本纪的撰述义旨都有明确的概括：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4）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15）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16）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17）
    汉朝是中华文化史上民族创造力蓬勃上升的重要时期，西汉盛世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第一次出现的强盛局面，中国今日的辽阔版图是在西汉时期奠定的，占全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族，我们至今共同使用的语言、文字，也都是以这个强盛的朝代命名的。这说明司马迁对西汉当代史的记述不但在历史编纂学上具有开创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司马迁撰写的12篇本纪，将他所能见到的各种有价值的典籍和档案史料，整理成华夏族自文明始祖至史家所生活时代的贯通古今的历史演进纲要，记载了包括军国大事、经济生产活动、民族交往、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大事，通过人的活动、时势变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本纪的成功撰著，毫无疑义是中国史学之首创，也是世界文化所特有。而且，“本纪”又构成《史记》中全书所囊括的多种体裁的纲领，本纪以下的各篇表、书、世家、列传，都是围绕总纲展开，互相配合，构成华夏文明的“全史”。设若没有成功的“本纪”，全书就失去主干，历史盛衰的大势就被分散的史事碎片所淹没！譬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就是楚汉战争、汉朝建立这一时期史事之纲领，以下，像《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八书中相关的内容，“世家”中的《楚元王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列传”中《张耳陈馀列传》《淮阴侯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等，都围绕这2篇本纪展开。因而做到全书纲领清晰，而又全方位展开，脉络贯通，异彩纷呈，岂非著史之大观！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曾对《史记》本纪的作用等编纂特点，做过精辟的评论，如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显隐必该，洪纤靡失。”（18）但也有批评不当之处，他责备司马迁立《秦本纪》和《项羽本纪》2篇不当，有乖史体。其论云：“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庄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19）
    显然，刘知幾是太过拘泥于名号、等级，刻板地要求必须身为天子才能立为本纪，如果身为诸侯，就绝无设为本纪之理。关键在于，他未能理解，司马迁设置本纪的主要着眼点不在身份名号，而在于以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史事之总纲领，看其是否起到支配历史大局的作用。为何将秦庄襄王以前的史事立为“本纪”？原因在于，他要以《秦本纪》来担负提挈自春秋至战国历史的总纲。在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列国纷争，周王室仅有名义上的地位，实际上已降为小国。故《周本纪》提挈史事纲领的作用只限于西周时期，此后则大致只限于记载周王室本身史事，而对各诸侯国大事很少涉及。反观《秦本纪》，则除了记述秦国大事之外，又分明起到提挈各国大事的作用。有如：秦武公十三年：“晋灭霍、魏、耿。齐雍廪杀无知、管至父而立齐桓公。齐、晋为强国。”秦穆公九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秦共公三年：“楚庄王强，北兵至雒，问周鼎。”秦桓公十年：“楚庄公服郑，北败晋兵于河上。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秦景公十五年：“是时晋悼公为盟主。十八年，晋悼公强，数会诸侯。”秦哀公十五年：“楚平王欲诛建，建亡；伍子胥奔吴。晋公室卑而六卿强。”大凡这一类记载各国之大事，大量见于《秦本纪》之中。因此，《秦本纪》乃是司马迁苦心经营之篇章，不但脉络清楚地记述秦如何由小国走向强大，而且用来提挈春秋、战国时期的复杂史事，取代《周本纪》后半篇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项羽骁勇善战，威震天下，巨鹿大战后，被推为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号令天下，分封刘邦、张耳、田都、章邯等18人为诸侯王。因此，在风起云涌的反秦起义浪潮中，项羽的行动和部署对全局起到支配作用，构成这一复杂多变的重要历史时期的总纲。司马迁并不因为项羽未称“天子”，又最后失败，而忽视其历史作用，相反，他以非凡的识力，设置《项羽本纪》。《项羽本纪·赞》中即点明立其为“本纪”的深刻意义所在：“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蠭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并在《秦始皇本纪》中言简意赅地强调：“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后五年，天下定于汉。”与上述赞语中“政由羽出”做了有力的呼应。前代学者对司马迁的卓越史识也有过恰当的评论，如清代学者金锡龄谓：“史公以羽……遂将五诸侯灭秦，号令天下，政由羽出，则亦与天子无异，况亡秦者，实由于楚，其称为本纪固宜。”（20）事情的实质是，司马迁所重不在于身份、名号，而是重视人物在历史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其目的是要再现历史的真相。所以他不刻板行事、胶柱鼓瑟，而是根据历史实际的需要做灵活处理，在必要时敢于突破自己所定的体例。章学诚称誉司马迁著史“体圆而用神”，可谓深得其历史编纂学的神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