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苏钟》图象及铭文拓片已经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上公布，这实在是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此前，我读过王占奎先生《周宣王纪年与晋献侯墓考辨》（文物报96.7.7）以及王恩田先生《晋侯稣钟与周宣王东征伐鲁》（文物报96.9.8），最近又读了马承源先生对全铭的解说（见集刊七期），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当然，几位先生的研究，无疑都是有益的。我个人从中受到的启发尤多。
    有两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M8是晋献侯墓而不可能是其他人；晋献侯名稣，诚如《世本》与谯周所言。
    由于《晋侯苏钟》铭文刻记了一个“佳王卅又三年”，又记了几个历日，主要文字是刻录晋侯苏随王征伐的史实，便引发出若干令人不解的问题。众多研究者有共同的苦恼：信苏钟的王三十三年晋侯随王征伐，必然地否定《史记》的记载；不改动《史记》，又难于诠释编钟文字。顾此而失彼，似无调合的余地。
    下面谈谈我的一些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也願意与大家继续讨论《晋侯苏钟》铭文。
    一、司马迁《史记》不误
    司马迁给我们保存的晋侯世系是明明白白的：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厘侯司徒立。厘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厘侯卒，子献侯籍（索隐：系本及谁周皆作苏）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生立。……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成师。……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
    如果把这些关系理顺，对照公元纪年，当是：
    共和元年（-841），晋靖侯十八年卒；
    共和十年（-840），厘侯元年；
    宣王五年（-823），厘侯十八年卒
    宣王六年（-822），献侯元年；
    宣王十六年（-812），献侯十一年卒；
    宣王十七年（-811），穆侯元年；
    宣王四十三年（-785），穆侯二十七年卒；
    宣王四十六年（-782），殇叔三年。
    这与《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也是完全吻合的。“靖侯已来，年纪可推”，是靠得住的。晋献侯当宣王时代，在位十一年，死于宣王十六年。所以《晋侯苏钟》铭文的“三十三年”不可能与宣王三十三年发生纠葛，那时的晋献侯已经去世十七年了。自然，晋献侯也不可能在周厉王时代随王征战。
    《十二诸侯年表》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是晋侯世系，尤其在共和以来，纪年一丝不乱。要想改动晋献侯的纪年，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他关于修改宣王纪年或修改晋侯世系的种种假说也是难于成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动百枝摇，那势必得将《史记·晋世家》有关文字重写，《十二诸侯年表》也就失去了史料价值。整个《史记》的可信度就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史记》还是什么“信史”？文献已不成其为文献矣。从司马迁记录的殷王世系被近代出土器物所一一证实可以看出，司马迁足可信赖，《史记》作为文献，是不容轻率否定的。何况事在共和以后，年次不紊，毫无假托推测的可能。
    司马迁对待史实纪年是相当慎重的。他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谍谱，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他充分注意到黄帝以来的纪年有不同说法，“稽其历谍谱”，他对那些“乖异”的纪年是认真研究过的。他自己认为不准确的纪年干脆就不录，他的《年表》起自共和元年，而不是起自周初或商初，更不采用“黄帝以来”，足见他是慎之又慎。他的记载是靠得住的。所以，对共和以后的纪年尤其不当有什么异议。
    就说“千亩之战”吧！《周本纪》记“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那是明显的本于《国语·周语》。而《年表》与《晋世家》合，明记宣王二十六年（穆候十年）“以千亩战生仇弟成师”，确实是自相矛盾了。那当然不是司马迁的过错。因为他各有所本，不是个人的臆度。这里，他对这种“乖异”的史料取了一个“两存”的办法，留待后人评说。这正说明司马迁忠实于前代史文，不轻易武断地改动年月。如果读到《史记》中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字，我们当理解司马迁的良苦用心。
    我们充分利用文献，更要慎重对待文献。我们肯定司马迁所记晋侯世系，尤其是靖侯以来的纪年不误，《晋侯苏钟》刻记的“王三十三年”自当别有解说。因为晋侯苏不可能与三十三年的周王有直接关系，他只活到了周宣王的十六年。厉王时代他还太小，上有祖父、父辈，还轮不到他随王征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