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刻记“二月既望癸卯”推知，“二月既望癸卯”必二月戊子朔。这与穆王三十三年所记前后两个历日（正月甲辰朔，后二月壬寅朔）均不连贯。所以肯定它是误刻。
    很显然，本是“二月即望戊子”，刻工用戊子为朔推出了一个“二月既望癸卯，”且又是直接受了二月旁死霸癸卯的影响，才将历日误刻为“二月既望癸卯”。
    这样一经将历朔理顺，前段铭文当是：
    佳王卅又三年，（穆）王亲遹省东国、南国。
    正月（甲辰朔），既生霸（十五）戊午，王步自宗周。
    二月（癸酉朔），既望（十六）戊子（误刻为癸卯），王入各成周。
    （后）二月既死霸（初一）壬寅，王往东。（旁死霸初二癸卯）。
    三月（壬申朔）旁死霸（初二癸酉），王至于。
    从上述历日行程可知：正月十五日王从宗周出发，二月十六日才“入各成周”。路上走了一个月。这哪里有军事行动的紧张肃杀气氛？那不过是穆王的游山玩水而已。穆王一路“名山大川，靡不登济”（郭璞洛）或三天，或五天停留于某一地说不定，直至后二月初一壬寅。又才出发往东。可见在成周也一住就是半月。在路上又磨蹭了一月，三月旁死霸初二，才至于。这样的费时前进，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是有心于用兵征伐吗？这与后面部分所记三次战斗，就内容说，真正是冰炭不容。
    我们说，前段是简洁而明确刻录王省东国的行程，与后段晋侯苏随宣王征伐确实不同。这从历朔刻记也可以看出。前段除第一句总冒外，其余四句，一句记一事一个历日，共刻记四个历日。后段刻记三次大战，无一历日可记。直到宣王归成周赏赐晋侯苏，才出现一个与前面三个历日不相连贯的“六月初吉戊寅。”这一历日正符合宣王八年实际天象：六月戊寅朔。
    从前段内容可以推知，原本拟就的刻铭当是穆王三十三年省东国、南国的纪要。从正月、二月、三月，可顺次记到十二月。要是留下完整的文字，就是一份穆王三十三年记事历谱。其史料价值的珍贵当是无可比拟的。只可惜刻凿中途，主题更换。历日干支，戛然而止，再也不能看到它的完整面目了。
    作为穆王时代的记事历谱，当有更深层的意义。这就是穆王的“史记”，相当于鲁国的《春秋》。西周一代是有“史记”的，可惜已不能见到。晋侯苏钟所刻穆王三十三年记事，使我们看到了西周“史记”的一线曙光。我相信，随着地下出土文物的加多，西周“史记”的面貌终将逐渐显露出来。
    以上仅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就《晋侯苏钟》铭文，我只是觉得，对现有文献，尤其是像《史记》这样史料价值极高的文献，不得取轻易否定或曲解的态度。正确处理文献、出土器物与天象（历朔干支）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顾此而失彼，必有疏漏。只有“三证合一”，才会有可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