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循吏列传》，以合传的形式为春秋时期的五位“循吏”立传。何谓“循吏”？司马迁如何记载“循吏”事迹和表述他们的为政特点？由此体现了司马迁怎样的吏治思想？后代正史沿用《史记》体例而设置《循吏传》（或变言为“良吏”、“良政”、“能吏”），历代史家的吏治思想与司马迁又有何关系？凡此，还未见有学者做过专门的深入讨论，今不避翦陋，草成此文，以向学术界同行请教。
    一、《史记》“循吏”含义、事迹及其为政特点
    司马迁对“循吏”一词的含义、对“循吏”事迹和他们的为政特点，有具体的记载和表述。
    《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云：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1]
    又，《史记·循吏列传》开篇即有“太史公曰”：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2]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引赵恒曰：“法令为文，刑罚为武。‘奉职循理’四字，乃太史公‘循吏’之本旨。”[3]按此言甚确。又，《循吏列传》中记述“循吏”公仪休的事迹，亦言其“奉法循理”云云（详后）[4]。司马迁的提法，无论是说“奉法循理”，还是说“奉职循理”，意思应该是一致的，乃言“循吏”为政，能遵循法理、恪奉本职。又，唐代学者司马贞《史记索隐》解“循吏”之义曰：“谓本法循理之吏也。”[5]传末《索隐述赞》又云：“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恤人体国，良史述焉。”[6]所言“本法循理”，与“奉法循理”、“奉职循理”，意思相同。当然，还需联系司马迁所说的“官未曾乱”和“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等语来理解“奉职循理”的含义。“官未曾乱”是说吏治未遭败坏；“威严”乃严厉而使人惮畏之义，如《管子·八观》所言“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云云[7]。司马迁主张以宽厚仁德为政，反对以“威严”治民，故言“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由此而知其言“奉法（职）循理”决非泛泛而言，而是有所指的。这涉及他对先秦以来吏治的总结，尤其是对汉武帝时期吏治败坏、苛酷为恶的批评，本文后面有详论。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了春秋时期五位“循吏”，他们是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司马迁对相关史料做了选择取舍，对各位“循吏”为政的特点也做了具体的表述。
    其一，孙叔敖。
    《循吏列传》云：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8]
    按：此述孙叔敖事迹，自“施教导民”至“盗贼不起”数语至关重要，因为这正是“循吏”为政的显著特点。“秋冬”以下云云，是一个劝民利民的具体事例，说秋冬时节劝导百姓进山采伐木竹，春夏时节则“乘多水时而出材竹”（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注语）[9]，所以言“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孙叔敖还有两个便民、导民的故事，颇为典型。一是楚庄王以为现行流通的货币轻了，想改为大的，这让百姓觉得不方便，“皆去其业”。孙叔敖顺乎民意，说服了楚庄王。二是楚人风俗车乘较为低矮，不便于驾马。楚庄王想下令改为高的。孙叔敖叫庄王不要下令，而是让有身份的“君子”乘坐这种高车，以作示范，结果半年以内，百姓也都自觉地将车乘改为高的了。司马迁评说曰：“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侮，知非己之罪也。”[10]
    其实，孙叔敖本是楚庄王时杰出的政治家。如据《左传·宣王十二年》记载，晋楚邲之战，他始谏楚王毋轻率进兵，后又辅佐其指挥楚军大败晋兵[11]。汉初学者韩婴所撰《韩诗外传》亦载其有谏诤楚王之事[12]。又，《荀子·尧曰》记缯丘之封人说孙叔敖，言不得罪楚之士民之事[13]，《韩诗外传》亦载此事（文互有详略殊异）[14]，还见于《淮南子·道应》[15]和《说苑·敬慎》[16]。《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景传》又记其率民“起芍陂稻田”之事[17]。凡此，《史记》皆不见载录。由此而知，司马迁只在《循吏列传》中记载其施教政缓、便民导民的事迹，以突现其“循吏”特点，对有关史料是有所选择取舍的。
    其二，子产。《循吏列传》云：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絜，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18]
    此述子产事迹非常简略，突出的是他作为“循吏”的政绩和去世后百姓的哀悼之意，却并未具体记载其为政事迹。按，《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子产为郑相，“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恤，庐井有伍”云云[19]；又《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其内政、外交均有佳绩，并善择贤才、不毁乡校等等，以及孔子所言“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20]；又《左传·昭公六年》记“郑人铸刑书”，杜预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21]；又《左传·昭公二十年》记子产谓子大叔言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云云[22]。至于《史记·郑世家》记子产事迹，亦突出其仁德言行，如其谓韩宣子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23]又，定公六年，郑国失火，“公欲禳之。子产曰：‘不如修德。’”[24]就百姓而言，对子产之为政也有一个认识和态度转变的过程。据《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25]《史记·郑世家》又记载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26]。《韩诗外传》也记子贡对人言子产之治郑，“一年而负罚之过省，二年而刑杀之罪亡，三年而库无拘人。故民归之如水就下，爱之如孝子敬父母。子产病将死，国人皆吁嗟曰：‘谁可使代子产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哭子产者，皆如丧父母。”①凡此，皆可与《循吏列传》所载子产事迹互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