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解释前面所引陈仁锡提出的问题了。
    将西汉初期的吴公、文翁列为“循吏”，是班固之所为，见《汉书·循吏传》，本文后面将有引述。二人的事迹，司马迁不会不知道。但他所记述的“循吏”，却只是春秋时期的五位，是何故也？今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引陈子龙曰：“太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者；传酷吏，无周以前者，寄慨深矣。”[66]又，清代学者方苞《史记评语》亦言“《循吏》独举五人，伤汉事也”，“史公盖欲传酷吏而先列古循吏以为标准”[67]。他们都结合《史记》中《循吏》、《酷吏》二传来探索司马迁著史立传之用心，给人很大启发，可惜话未说透。我的理解是，司马迁为“循吏”（包括“酷吏”）立传及其寄托感慨，是基于对春秋以来历代吏治的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是表达对汉高后以后特别是对武帝时期“酷吏”“以恶为治”的深恶痛绝，也是对自身不幸遭遇的凄然长叹。如前所论，他对汉初吏治本来是肯定的，却不愿在《循吏列传》中为汉初“循吏”立传，可见其痛切之深、愤激之至，庶几可谓“洪洞县（衙）里无好人”了。另一方面，汉世尤其是武帝时期的那些“酷吏”、恶吏、污吏，从根本上违背了“奉法（职）循理”的为官之道，以恶法残民害民，又何曾受到良法的规范、制约或惩处呢？他们往往不得好死，也只是因为失宠于君，或贪恶太甚，大抵属于“恶有恶报”，并不是良法对他们进行了清算和公正的判决。所以，司马迁将石奢、李离与孙叔敖、子产、公仪休一起列为“循吏”，称许他们能“奉法（职）循理”，依法行事，“坚直廉正，无所阿避”，甚至甘愿以身伏法，从而无论在道义上还是行为上，都与“酷吏”形成了高尚与卑劣的鲜明对照。司马迁的用心，不可谓不深矣。
    我们这样解读《史记·循吏列传》，洵足体会和认识到，司马迁所肯定和推崇的“循吏”，正是体现其吏治思想或曰吏治理想的典范。
    三、历代正史《循（良）吏传》的设置
    司马迁撰《史记》而设置《循吏列传》，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历代正史，多效其体。除《三国志》、《周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而外，自《汉书》而至《清史稿》，或直接沿用《史记》体例而作《循吏传》，或变言而曰“良吏”、“良政”、“能吏”。司马迁的吏治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历代史家。而各代史家所述所论，对我们理解“循吏”、“良吏”、“良政”、“能吏”的含义，了解他们如何继承、发挥司马迁的吏治思想，甚有助益。故略作引述，以见其义。
    东汉史学家班固撰《汉书》，继承了《史记》体例，亦立《循吏传》。《循吏传》开篇有云：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68]
    上引一段，大意甚明。尤其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宽厚清静”以及言“循吏”吴公、文翁“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诸语，实际上还解释了何谓“循吏”。而“不至于严，而民从化”一语，又可以说是对前引司马迁所说“何必威严哉”，以及称许孙叔敖“不教而民从其化”等语的照应。又，唐代学者颜师古为《汉书》作注，而曰：“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69]此言“循吏”所为，上顺国家法理，下顺民情民意⑥，这为“循吏”的含义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解释，可参。
    又，班固效司马迁，亦作《酷吏传》，并于开篇全录《史记·酷吏列传》“孔子曰”至“在彼不在此”一段（小有异文）[70]，可见他对司马迁吏治思想（包括对“酷吏”的批评）的认同和接受。
    尚需注意的是，班固又以“良吏”言“循吏”，这对后代一些正史中《良吏传》的设置，产生了很大影响。
    《汉书·循吏传》曰：
    及至孝宣……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71]
    按：依班氏所录汉宣帝语观之，作为郡守和郡国相的“二千石”为政，“政平讼理”者可称之为“良”。“讼理”，据颜师古注，则“言所讼见理而无冤滞也”[72]。
    《汉书·叙传》又云：
    谁毁谁誉，誉其有试。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馀思。述《循吏传》第五十九。[73]
    按：颜师古对上引三、四句注云：“黎，众也。言群众无知，从吏之化而成俗也。”[74]即言百姓化成于良吏。而从上引几条资料看，班固两言“良吏”，显然是因为汉宣帝将能“政平讼理”、“有治理效”的郡守、郡国相等“二千石”称为“良”；但他并未以“良吏”之名作传，而仍作《循吏传》，则是直接继承了司马迁。又，从班固所言中对“循吏”、“良吏”的混用来看，“良吏”与“循吏”的含义，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循吏”之名，后来为《后汉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新唐书》、《宋史》、《金史》、《明史》、《清史稿》所沿用；“良吏”之名，后来为《晋书》、《宋书》、《梁书》、《魏书》、《旧唐书》、《元史》所用。《南齐书》又易名为“良政”，《辽史》复变言曰“能吏”。然寻其旨意，与“循吏”为政特点大致无差，但又有所引申发挥，而且明显地受到司马迁和班固立传设论的影响。
    下面，对“循吏”以及“良吏”、“良政”、“能吏”再略作讨论，以进一步探讨历代史家的吏治思想及其与司马迁的关系。
    刘宋史家范晔所撰《后汉书》，不但设置了《循吏列传》，还有《酷吏列传》。《循吏列传》卷末“赞曰”有云：
    政畏张急，理善亨鲜。推忠以及，众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鸣弦。怀我风爱，永载遗贤。[75]
    按《韩诗外传》有云：“治国者譬若乎张琴然，大弦急则小弦绝矣。”[76]此正范氏言“政畏张急”之所本，言治国不应峭刑峻法（上引《韩诗外传》前有云“令苛见民乱”，“吴起峭刑而车裂，商鞅峻法而支解”等语[77]），而应宽缓为治。又，《老子》六十章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78]谓不扰民（王弼注“不扰也”）、不折腾。由此，则能推忠恕于万民，守长得化下之情，而黎民百姓则鸣弦而安乐（参李贤注[79]）。范氏对“循吏”为政特征的表述，可知矣。又《后汉书·酷吏列传》“论曰”批评“严刑痛杀”、“以暴理奸”，“以为严辟既用，而苟免之行兴；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所以，应当以“德义”、“化导”治民，认为这才是“崇本”[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