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公仪休。《循吏列传》云：
    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27]
    可以看出，公仪休做到了“奉法循理”：一是不收受礼物，其拒绝馈遗的理由亦合乎情理；二是拔葵出妇之事却做得有点绝，而且似乎不合情理然却是“不得与下民争利”。无论合否，在司马迁看来，皆“奉法循理”之所为也。
    就史料来源而言，检《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始记公仪休拒收遗鱼之事，文字则稍异，而且讲了“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的一番话[28]。这是典型的“法术”言论。而《韩诗外传》记此事（文字亦稍异），则用以证明《老子》“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乎，故能成其私”（按今本第七章文）和《诗经》“思无邪”（按今本《鲁颂·駉》文）之意[29]。《淮南子·道应》记此事，也是用以证明《老子》语[30]。可见司马迁记此事，用意已有不同，是着眼于“奉法循理”。又，《新序·节士》记此事，作“郑相”某某（未具名）所为[31]，可参。
    其四，石奢。《循吏列传》云：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命，自刎而死。[32]
    石奢“坚直廉正，无所阿避”，事例很典型，可谓忠孝两全。此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高义》，略有异文，人名作“石渚”（“渚”、“奢”字异而古音同，当为传写异文），言其为人“公直无私”，“为人臣也可谓忠且孝矣”[33]。《韩诗外传》略同，说他“公正而好直”，且记“君子曰”称其“贞夫法哉”，又用以证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今本《论语·子路》）和《诗经》“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今本《郑风·羔裘》）之意[34]。《新序·节士》则说他“公正而好义”[35]，余则几全同于《韩诗外传》。
    其五，李离。《循吏列传》云：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36]
    此记李离之事称许其法不阿私，甚至以身伏法。最早见于《韩诗外传》，而文字加详，还引“君子”言称许其“忠矣仁矣”[37]，又知司马迁录此事有所删节，用意也不在忠与仁，而在“理有法”。“理有法”，也就是“奉法循理”之义。又，《新序·节士》所载此事又比《韩诗外传》为详，只是没有“君子”的评语[38]。
    综上，概括司马迁所记各位“循吏”的事迹及其为政特点，实际上表现在施教政缓、导民便民，为政仁德、民之所望，遵奉法理、不与民争利，忠孝仁义、坚直廉正，法不阿私、甚至以身伏法等诸多方面，此即“奉法（职）循理”的具体内涵。
    但是，古代有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据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引陈仁锡曰：“汉之循吏，若吴公、文翁，不为作传，亦一缺事。奢、离二人得事，未见为循吏。”②意思是说，司马迁之作《循吏列传》，本该列入汉初的“循吏”吴公、文翁，而石奢、李离二位，依其事迹则不当视为“循吏”。今谓：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需结合司马迁的吏治思想来讨论。
    二、“循吏”与司马迁的吏治思想
    司马迁之称许“循吏”，为他们立传，是基于其为政应当宽厚仁德、反对威严苛酷的吏治思想。而这一思想的形成，既以孔子、老子等儒、道先贤的吏治思想为依据，又是其对先秦以来吏治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尤其是对汉武帝时期“酷吏”横行、吏治败坏的批评，还有他本人遭祸受刑不幸遭遇的影响。所以，其为“循吏”立传，现实针对性很强，既是为了以史为鉴，也是结合自身遭遇的有感而发。前面引司马迁“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之语，正是无限感慨之言，主要针对的正是汉武帝时期的苛酷吏治。其记述春秋时期各位“循吏”的事迹，亦重在他们的宽厚仁德和遵奉法理（参前引述）。
    他的这一思想，在《酷吏列传》中有更为明确地表述，《酷吏列传》开篇有云：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39]
    以上所言，全面地体现了司马迁的吏治思想，可做如下三方面分析。
    其一，开篇所引孔子和老子语录，是其吏治思想的理论依据。司马迁所引孔子语录，见于《论语·为政》[40]；所引老子语录，分别见于《老子》三十八章和五十七章[41]。孔子的意思是说，用法制教令引导百姓，用刑罚律令规整百姓，他们只能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教来整顿百姓，他们就不但有了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论语·为政》记载孔子主张“为政以德”[42]，《里仁》又记载孔子言“以礼让为国”[43]，故有如此说。又，《礼记·缁衣》录孔子言又云：“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44]仍是强调要用道德礼教教化百姓，使人心归服而不是离心离德，此可与上录《为政》言互参。至于《老子》语录，三十八章四句，盖言得“道”的人并不在乎“德”（王弼注“德者，得也”[45]），因此有德；而未得“道”的人不失“德”，因此而无德。这几句话语义深奥，今不细绎可也。重点是五十七章“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之语，言法令规章制定得越多越详明，盗贼反而越多。通读《老子》五十七章全文，其治世思想愈明，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46]参王弼注可知，老子强调的是要“以道治国”，而“圣人”云云四者则能“崇本以息末也”[47]。先秦儒、道思想代表人物孔子、老子的这些主张，为司马迁所膺服和推崇，故曰“信哉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