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十三年的王是谁呢？当然不是厉王，也不可能是宣王。历日唯合穆王三十三年（前974年）天象。实际天象可查对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
    这一部分铭文是记周穆王“省东国”的，本来还应该接着刻凿穆王“省南国”，成为一篇完整的文字。由于出现刻工的误刻或其他重大变故（比如晋献侯之死），打乱了原有部署，就更换了内容。从“分行”二字以后，另行刻凿晋献侯随周宣王征伐的战功。这后一部分铭文，当然也是事先拟就的成文，同前一部分穆王省东国，南国一样，都是史实重录。由于内容的临时更改，我们已不能看到记录穆王事迹的全部，只保存了部分文字。而晋侯苏随宣王征伐事反而记之甚详，显得完整。
    细加品味，我以为是晋献侯的死造成铭文内容的更换。晋侯苏当是一位爱好音乐的人，对编钟的演奏尤有兴趣，甚至生前曾计划另铸铜器记录自己随宣王征伐的战功。文字自然是已经有晋史官的实录。他是在参加了周宣王亲自祇祀穆王的祭祀活动后，思念穆王的盛德，决定将穆王三十三年省东国、南国事迹刻凿于编钟之上，以表达对先祖穆王的景仰。想不到刻凿进行之时，晋侯苏突然死去，于是改换内容，将他的战功记录其上，并将编钟作为随葬品永远伴随晋侯苏长眠。
    把《晋侯苏钟》铭文分为前后截然无关的两个部分，依据何在呢？
    1、前一部分，王亲省东国、南国，全是简洁而平和的记述，象穆天子外出旅游，毫无兵戎气氛。后部分文风迥然不同，不仅记事细密，而且一开篇就是王令晋侯伐夙夷，接着就是折首俘获，先后记述了晋侯苏参与的三次战斗，最后是王的赏赐。
    2、铭文首句“王省东国、南国”本是全铭的总冒。而只记了王“往东”‘至于”，再也没有“省南国”的内容。“省南国”变成了“伐夙夷。”且不是往南，而是“左洀”“北洀”向东向北方向征伐。第二次战斗，也不是往南，而是“自西北”伐。后部分与总冒全然不相干。“王亲省东国南国”变成了“王亲远省师”。要是完整铭文，岂有置开篇总冒于不顾的道理？可见前后文字相悖，全是因为主题的变更。
    3、历日干支很清楚。三十三年正月甲辰朔，后二月壬寅朔，历日只合穆王。后部分记有“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乃周宣王八年（前820年）天象：六月戊寅朔，丁亥初九，庚寅十二。确实是晋侯苏随宣王征伐。与文献所记晋献侯在位当周宣王时代亦相吻合。
    4、“分行”二字大有讲究。简直就是另记一事的同义语。我不认为“分行”是分兵，因为前部分是一年的大事记，毫无火药味，无兵可分。
    5、为什么在编钟上刻凿穆王事迹？这与两周时代五世一组的昭穆制有关。《左传》定公“祇于僖公”，厉王三十四年器《鲜簋》有“祇于昭王”，《左传·僖公五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都是五世昭穆制的明证。宣王时代，宗庙之内当是穆王正位，共王、考王兄弟辈昭位，懿王穆位，夷王昭位，厉王穆王。周宣王祭祀先祖，当然是“祇于穆王”，穆王乃五世祖。宣王时代，忠于王室的晋献候在编钟上刻凿穆王史实，宣张穆天子神威盛德，亦本在理。这自然是做给周宣王看的，大有巴结王室之嫌。诚然，穆王也是晋侯的先祖，穆天子确实也是一位值得可歌可颂的君王。
    四、关于历日之误
    我们说，前段历日有误刻，非逞臆之谈。当有根有据。马承源先生的文章也指出：“‘二月既望癸卯，王入各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往东’，这前后两个日干明显是颠倒的，因为壬寅早癸卯一日，刻手肯定是倒置了而未得更正。”马先生于此注意到日于顺次而忽略了与日干紧连的月相。马先生更正后，用以支持月相四分，算是“四分一月说”的一条孤证。如果没有这样的更正，月相四分是连一条孤证也没有的。
    既然铭刻历日有误，误在何处？为何有如此之误？实有深究的必要。我曾在这篇文安初稿的结尾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刻工错刻的“二月既望癸卯”，似乎也有踪迹可寻。二月十六既望癸卯，必二月戊子朔。查宣王十七年（前811年）天象：二月戊子朔。献侯苏十一年卒，相当于宣王十六年。宣王十七年葬献侯。“二月既望癸卯”难道与此就没有一点关系？这大概是刻工误刻的由来。姑妄言之。
    当时我是将“二月既望癸卯”与宣王时代也就是晋侯苏与刻工时代的历日联系起来，立足于宣王来考察这一历日。这虽也是一种假说，尔后又觉得这样解说不够严密。因为，如果承认前段铭文是刻记穆王三十三年事，理应从穆王时代，最好从穆王三十三年天象的角度去通释铭文历日的误刻。
    排比穆王三十三年（前974年）天象知：
    正月甲辰朔，既生霸十五戊午
    二月癸酉朔，既望十六戊子
    （后）二月壬寅（既死霸）朔，旁死霸初二癸卯，
    三月壬申朔，旁死霸初二癸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