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一统”政治体制的投影
    《史记》以本纪置于全书之首，以表、书、世家、列传与之配合，自此体一定，历代修史者遵行不改。这是中国史学史上极其重要的现象，其中的深刻原因是什么呢？这除了《史记》书写历史的极高成就以外，还有史学作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即《史记》作为文化成果在何种程度上符合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问题。
    简要地说，一是，《史记》以十二“本纪”为主干，加上全书其他篇章的配合，记载了华夏民族自文明初始以来至当代的历程，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历史的前后相续、绵延不绝。尤其是，证明从远古至夏、商的长期孕育，周初实行“封土封邦”、周天子号令天下，到秦朝实现了兼并天下、统一各国，又到汉代实现了更大规模的统一，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全国大统一实有深远的根源和强大的内在动力，统一局面的形成和巩固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史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其创立的格局当然也被后代视为著史之“极则”。二是，《史记》以“本纪”为主干，其他诸体与之配合，恰恰成为封建政治体制以“天子”为中心、众臣辅弼、形成等级性结构的投影。天子独尊，口出即是“圣旨”，即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以此纲纪天下，从大臣、官吏以至庶民都必须顺从，这正是封建政治体制的特点。汉文帝二年（前178）十一月在其诏书中即说：“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子执政犹吾股肱也。”（22）称“微眇之身”，是略表自谦，而所言天下之安危、政策的成败，系于一人，正道出封建时代政治的实质！司马迁揭示出创立《史记》五体结构的宗旨，在“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之后，即云：“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23）《史记》以本纪为中心的总体特征又是封建政治结构的形象化表达，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投影。因此，有利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巩固，并反映出封建等级性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史记》“本纪”的又一重要史学功能。此项对于西汉以及历代皇朝，在一定意义上还具有政治层面的功能。
    《五帝本纪》中记载，“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司马迁根据《五帝德》等儒家典籍和传说材料整理成这段历史，显然是根源于后世“天子号令天下”这种统一局面而形成的观念。司马迁又整理出，自传说中的颛顼、帝喾、尧、舜，至夏、商、周，这些古帝王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从社会史角度看，如此整齐的古帝先王系统无疑是后人排比加工而成的，但它恰恰反映出后人对统一的愿望。诚如郭沫若所说：“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的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而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24）
    秦皇朝由兴而亡，西汉皇朝从建立到出现盛世，是司马迁时代的近代史和当代史。《史记》本纪和其他相关各篇，都予以详载，其总的思想倾向为“过秦”和“宣汉”，这与西汉前期的时代精神正相合拍。而司马迁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既深刻地揭露和总结秦朝因实行暴政而迅速灭亡的严重历史教训，同时又明确肯定秦统一全国的巨大功绩。而关于西汉建立和巩固的历史性进步，以《高祖本纪》以下5篇本纪，和相关的多篇表、世家、列传等，整理、记载了多方面的丰富史实，又提出许多中肯的论断。在其中，尤为强调汉高祖创建西汉皇朝，规模宏远，拨乱世而反之正，“故汉兴，承敝通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25）。汉文帝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生产，减免田赋，本人节俭谦让，与匈奴实行和亲，又加强防备，“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26）。景帝时，采用晁错建议，成功地解决藩王尾大不掉、对抗朝廷的问题，为武帝时期的鼎盛局面进一步奠定基础。武帝时，兴建制度，多所设施，实现了更大规模的统一局面，中原与广大周边民族地区的联系大大加强，同时在文化上兴儒学，“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以大量确凿的史实记载和热情讴歌的西汉上升和兴盛的局面，已成为中华民族广泛认同的史实和珍贵的历史记忆。《史记》百科全书式的宏伟结构，和“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六经异传”的大规模整理文献、熔铸成史的功绩，本身更是西汉盛世的产物。
    但是以往曾有过“谤书”之说，造成对《史记》记载的史实和史识的歪曲，对此应当严肃地予以澄清。《后汉书·蔡邕传》云：“（王）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有的论者即由“谤书”二字，联系到《史记》对武帝的一些批评，因而误认司马迁对武帝时期事事揭露讥贬。其实，王允的说法是对司马迁赞扬汉朝历史性进步的基本立场和“实录”精神的恶意曲解。王允是个擅权的大官僚，内心邪恶，他害怕其篡政行为被“讪议”，害怕有正直史官揭露他，所以他要对司马迁的“信史”态度歪曲诬枉，其所讲的“谤书”“佞臣”都应理解为反语。故王允的话勿宁是从反面证明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所具有的力量。诚然，司马迁对于武帝政治的阴暗面，如连年征伐造成人民困苦疲惫，财政空虚，奢侈浪费，耽于迷信，“与民争利”等，都据事直书予以批评，体现了他关心民众的进步思想。而同时，司马迁对武帝的雄才大略、建树功业又是明确赞扬的。如说“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27），“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28）。都是对武帝功业做高度评价。今本《孝武本纪》并非司马迁原文，历代学者均认为属后人割裂《封禅书》以充篇幅，（29）不能为据。
    总起来说，司马迁著《史记》，在全书编纂的总体设计上，以“本纪”列在其他四种体裁之前，这一安排，突出地体现了其深邃的历史哲学和强烈的信史精神。十二本纪“包举大端”，提纲挈领记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各项大事，构成了全书的主干，其余篇章，或表，或书，或世家，或列传，都与本纪相配合，因而显示出华夏民族自文明初始至其当代历史演进的大趋势；又因有本纪作为总纲，其他篇章中的记载都围绕此展开，紧密联系，因而使这部内容丰富复杂、上下贯通漫长年代的巨著，成为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再者，本纪所载，既重在凸显政治设施的得失，彰明其盛衰兴坏之理，且又以艺术性手法，刻画处于历史变局中心的君主独特的性格、襟怀，所写的西楚霸王、汉高祖，更是栩栩如生，使后代读者产生无穷的感奋和慨叹。“本纪”的又一项重要史学功能，是反映出西汉时期“大一统”局面的发展和巩固，反映出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结构的等级制特征，因而成为时代的投影。这也是后代修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的深刻原因。《史记》之后，班固作为一代良史，其所撰《汉书》中对本纪的运用也很成功，可以比肩司马迁。但到后来，“正史”的编纂者的史识、史才，以及所处社会条件，都与司马迁相去天壤，致使将“本纪”写成简单乏味的片断事件记录，如同章学诚所激烈批评的，“无别识心裁”“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史识、史学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30）从后代正史编纂存在的严重弊病，正好反衬出司马迁的杰出创造厥功甚伟！
    至20世纪，司马迁历史编纂学的优秀遗产，幸而受到有识史家的高度重视和继承发扬。20世纪先后探索“新综合体”的史家，都从《史记》“本纪”所特具的史学功能获得启示。其中最引人注目者，是梁启超在其尝试从事编纂中国通史时，撰成《春秋载记》《战国载记》，作为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总纲；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则以“综述”作为各个历史时期史事的主干，并以“典志”和“传记”与之相配合。他们的努力与成功，恰恰体现出司马迁的杰出创造确实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