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将思想（言语）刊刻于经典（语言），又通过经典（语言）阐释他们的思想（言语）。当然这里所说的“经典”与“思想”的关系则至少应当包含如下几层含义：一是从思想到思想；二是从经典到经典；三是从思想到经典；四是从经典到思想。但是不管二者关系如何，在清季时期学人眼里看来，这都已经是毋须探讨的问题，比如皮锡瑞（1850－1908）在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的开篇就说到了学问中“说”与“写”的关系：
    本朝有鉴于禁诸生立会立社，纪文达公著论深以讲学为非，谓只宜著书不宜讲学，从此以后儒者以讲学为讳，今人忽闻讲学必以怪不知百年以前讲学通行并非惊世骇俗之事……无论何种学术，皆当自求心得，不当是己非人，意有不同不妨周咨博访，互相印证，以折衷于一，是即学弧泒宗旨不可强合，尽可各尊所闻，各之所行，不妨异同。不必争门户，无论何项学术，不要务虚名要切实用，讲汉学者要通微言大义方有实用，破碎支离不成片段者无用；讲宋学者要能身体力行方有实用，空谈性命不求实用者无用①。
    皮锡瑞将“文字”与“言语”、“学”与“行”的关系在这两次讲学中表述的非常清楚，似乎不用讨论，不管是淹贯经典的“下学”，还是发挥义理的“上达”，对于一个想要“求其放心”的知识分子来说，都非常重要，这二者不仅是治学的任务，也是治学的过程。
    但不可否认清代以降，学术（儒学）内部的这种链接出现了断裂，这种断裂表现在学者们不仅很难在“考据”与“义理”之间寻找共通点，而且自己都已经为这种毫无“义理”的“考据”感到恐慌，陈澧（1810－1882）说：“近世儒者咸知考索，然或《苍》《雅》甫明，华颠已至，窥堂陟奥，俟之何年。又儒者之书，多宏篇之作，可资语上，难喻中人。故蒙童之子，次困之材，虽有学山之情，半为望洋之叹。”② 朱一新（1846－1894）也说：“圣门以下学之功示人，故不空言理，宋儒则言理居多仍与约礼之旨无异，盖礼经残缺，古今异宜，大而朝聘燕飨，小而宫室器服，多非后人耳目之所习，与之言理，则愚夫妇可与知，能与之言礼，虽老师宿儒或不能尽通其义。”③ 清代汉学家们的这种偏见往往如是，对经典过分关注与回忆的背后，是汉学家们对虫鱼训诂之学的无比兴奋：
    百余年来，钜材硕学尽发其矫诬妄作之病，由是古昔书传微文奥旨以及数度名物，虽极隐伏，湮塞几绝，多错综异同，条其义类，他考覆亦率精确可观。自元明至今，未有若斯盛焉④。
    基于此，清代思想史开始出现一种“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对立及冲突，即所谓的“汉宋之争”，清代学人自己就已经察觉到了汉学与理学的冲突、调适多少受学派时运的影响，并为此而感到担忧，龚自珍（1792－1841）承认“入我朝，儒术博矣，其运实为道问学”，但是他却为学界普遍“道问学优于尊德性”的心理感到担忧，“道问学”的大兴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⑤。
    而这种时运的兴与衰并不能单纯等于就给我们演绎出了清代“汉宋之争”的整幅画面。当然，近人研究此一问题的著作甚夥，既有观点多指向“争”--即汉学与理学的对立及后来的消解⑥，但“汉宋之争”的内涵并不全然于此。实际上，“汉宋之争”这种提法是值得讨论的，不仅因为近人谈此一问题时必认为考据学家只讲考据，理学家只重义理，更在于二者只是在纠缠不清当中争论一个不同范围的宋学，汉学家非难的只是“陈义甚高，居心过刻”⑦ 的狭义宋学，确切的从细处来讲，“汉宋之争”这个命题则至少可以包含以下四层含义：一是把“汉宋之争”视为义理学与考据学两种不同学术形态的盛衰消长；二是清儒在经注、经义上对汉注或宋注各自取舍的立场；三是从哲学高度的义理类型之争来看待“汉宋之争”；四是两派的宗旨与性格对“汉宋之争”推进的影响。前三者是比较突出的特征，即汉学/理学之间的聚讼与调停，而通过对学派内部性格特点的考察，是否能给所谓的“汉宋之争”下一个更深层次的定义呢？
    一、内在紧张：“汉宋之争”的新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四川大学张循先生刊登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的新作《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⑧ （简称“张文”）则给了我们一个耳目一新的观点：对“汉宋之争”的关注还应当从汉学（汉学家）的内在性格考量，“汉宋之争”不仅是汉学与理学的对立、聚讼，更是汉学内部的紧张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因为汉学归根结底是儒学的一种，汉学家从本质上还是儒者，受到儒学旨趣的约束，它并不允许自己无限制的从事饤饾考据而欠缺对义理的认知。所以，一方面汉学家们无法抑制对虫鱼训诂的兴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防止其与“德性”“义理”“性命”等概念脱节，而不至于应了方东树（1772－1851）所描绘的那种“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⑨ 尴尬境地，因此这样一来，清代汉学（汉学家）始终处于这种内在的紧张（Inner Tensions）之中。
    当然张文提出的这个假设应有两个前提：
    一是纵观清代“汉宋之争”的分期，笔者在拙著《学归大统：清代“汉宋之争”的三个阶段》提到的一个观点，不管是从心态、时间、作用、影响等因素考察，清代汉学家“扬汉贬宋”的程度都甚于后来理学家的“护宋批汉”，亦即对应的“道问学”较“尊德性”来说更持久更有其生命力⑩。实学思潮的兴起，使得宋明理学发展至清代旁生出以经学为中心，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文、舆地、典章制度为内容的汉学，这虽然是学术传统“内在理路”（inner logic）的一种趋势，但这种转变则至少假借了三种因素：其一，明末学者们指斥理学空言误国，则汉学的抬头必有其适应学术轨迹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其二，汉学从背景上升到主题，官方的首肯是不可缺少的，例如乾隆中叶始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就极力推崇汉学的合法地位，“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于斯为盛”(11)，同时认为理学“其大旨以道学之盛衰定帝王之优劣，而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12)；其三，此一时期，学者、官僚、士大夫们对经学的重新考证，使得汉学有了从淡忘走向主流的契机。由于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汉学（家）具备了“内在紧张”的资格与主动权(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