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宋调和”：内在理路与外部冲击
    对于汉宋的调适、兼采、融合、消融这样的概念，生活在清代的很多学者就已经深有感触，前文已提到汉学盛极一时也并不排除有兼采思想的苗头，仍可见有调和汉宋的主张散在方册之间，只是这种苗头欠缺主动性的诉求，比如卢文弨在收到彭绍升（1740－1796）寄给他的《二林居》制义一册，对彭绍升攻击朱子颇为不满，几乎全盘否定了他的著书：
    朱子大儒，古今驳难不一，其于朱子无伤也，而年兄乃肆笔逞臆，不顾所安如此，即以前辈而论，意见各殊，尚当婉约其辞，宁谓朱子而可横？若斯也，首篇如此，是以未及遍观，虽有他作之合理者，而亦无救于此之离经而畔道矣！(29)
    而从翁方纲的赞扬中，也能看出卢文弨有“汉宋兼采”的趋向：“今之学者稍窥汉人崖际，辄薄宋儒为迂腐，甚者且专以攻击程朱为事……抱经题跋诸篇…校正古今虚公矜慎而不蹈流俗之弊也。”(30) 又如焦循（1763－1820）说：
    乃舍孔子而述汉儒。汉儒之学果即孔子否邪？……学者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扞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汉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则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义也，则亦未足为述也。且夫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使犯诸目，则唐、宋人之述孔子，讵无一足征者乎？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31)。
    焦循在治学过程中，能做到旁通、相错、时行，其代表作《孟子正义》就很好的反应了新义理观下的疏证，“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羲、文、周、孔之恉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后，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伪疏踳驳，未能发明，著孟子正义三十卷。谓为孟子作疏，其难有十，然近代通儒，已得八九。因博采诸家之说，而下以己意，合孔、孟相传之正恉，又著六经补疏二十卷，为学者称颂一时”(32)。后来清季硕儒张之洞（1837－1909）在痛批汉宋家法门户时说到：
    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诋諆求胜，未为通儒(33)。
    言下之意，儒学到了清代，似乎出现了集体失忆的状况，他们很难理解读书和治心、考订与议论竟然还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在汉学家那里，他们不仅仅漠视、淡忘，甚至在曲解儒学的旨归，对于这样一种淡忘，到了清季，学者们逐渐的恢复了记忆：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识，生于天而成于人，是以君子贵学，学以逾愚，学而无识，则愈学愈愚。虽考据精博，颛门名家，仍无益也(34)。他们将这种携私报复的心理归结为尽在做“为人”之学而非“为己”之学，即如江苏宝应学者成孺（1816－1883）所说：
    为己则治宋学，真儒也，治汉学亦真儒；为人则治汉学，伪儒也，治宋学亦伪儒……义理，论语所谓识大是也，考证，识小是也。莫不有圣人之道焉。事父母君，识大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识小也，皆师教所不废，然不可无本末轻重之差(35)。
    同时有很多置身局外的学者也恰能给他们勾勒出学问的旨归，例如清季文学家谢章铤（1820－1903）就说“考据实事求是，岂可厚非”，例如他说朱梅崖“读误本说文姑字注以夫母为大母，通人引之以为口实”是“太不考据之过也”，国朝通儒迭起，但汉学家们也并不“以考据而害其为正人乎？”(36) 又如清代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就说：
    人生学何穷，当知寸阴宝。所难在实践，所尚在闻道。贫贱安足尤，戚戚丧怀抱。名理非空谈，训诂戒浮躁。术业分门户，聚啄特烦扰(37)。
    外界的认知往往如是，然而乾嘉之后，汉学有颓废趋势，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却告诉我们，当时的宋学家在对待“汉宋之争”的问题上仍旧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向，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学，发明训诂，可谓盛矣，澧以为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盖圣贤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38)。
    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这样两相不能谅解的局面最终还是得以终止，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汉宋之争”消弭的主导因素？
    张文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认为“汉宋之争”的渐次消化与一整套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逐渐在中国流行密切相关，言下之意，所谓的考据、义理之争因清季以降“科学的统系”代替“经籍的统系”而全面瓦解，换言之，西方完善的学科体系不仅瓦解了“汉宋之争”，也因“汉宋之争”的接引而得以进入中国。言下之意，西方学科统系进入中国，恰假借数百年来“汉宋之争”对学者内心所造成的对立冲突，有意识的将哲学与科学对应我国古代经典学科体系中的义理学与考据学，汉学（考据学、实学、古文经学）十分强调名物训诂、无征不信，它与近代实证哲学所追求的经验事实与科学方法蔚为相似，而为汉学家们鄙弃的“以似乱真，汜滥日甚，至于诡托高妙，猖狂妄行，糟粕典籍，诋为俗儒”(39) 的宋明理学，恰类似被实证主义学者们反对的形而上学。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对应关系，对于经籍统系中的学者来说，不至于在准备接受时而堕入无所适从的境地。
    通统论之，张文绕开了既有研究中对“争”的过分关注，转而从汉学阵营及汉学家的内在心理因素进行了考察，围绕有清一代汉学家内心“穷经/进德”“考据/义理”的冲突与紧张，不管是死守汉宋门户还是主张汉宋调和，这种心理因素一直左右着清代汉学的发展，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尽管这种心理影响到了“汉宋之争”的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一时期汉宋势力的消长，但是如果我们再从更细出考察，既然汉学家的内在紧张心理与“汉宋之争”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从通过检讨清儒各种学术笔记，围绕一个中心问题、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的众多劄记中，我们是否还能换过一个视角，从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出发，对各个时期汉学家治学的心理特征再进行更为细腻更为详实的描述？如此，则更期待能拜读到张循先生的又一大作。
    张循先生对拙文《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原载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汇刊》总第25期）的批评指正．深受感悟，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