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对明朝陵寝颇为重视，康熙帝五次亲谒江宁的“明太祖陵”(今日通称“明孝陵”)，还为其题写了“治隆唐宋”碑文。不过，这些行为淹没在其一生的众多事迹当中，以往论著大多一笔带过，多将其解释为一种安抚和笼络人心、沟通满汉认同的文化策略。①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单从策略层面而言，其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它如何沟通满人征服汉人的事实与儒家文化正统观念之间的距离?也有学者细致分析了乾隆帝对待明朝陵寝的措施和相关诗作，揭示了他如何在“以史御汉”的一贯策略下睥睨前代、欲以时君定前朝是非的鲜明姿态，并且认为此种行为与康熙帝的做法相去甚远。②那么，与乾隆帝这种姿态相比，康熙帝的谒陵又有何特殊的深意?这些问题都值得细致讨论。
    从“满汉”到“古今”：对抗性记忆符号的安顿问题
    已有的研究表明，明末清初，明孝陵曾经成为明遗民寄托旧有政治认同和前朝记忆的符号，从而被赋予了与新王朝的统治秩序隐然对抗的意义。正如民国时期学者王焕镳早已指出的：“明亡，遗民系心故国，无所放其意，则望陵凭吊，欲以创巨痛深之蕴诉之九渊，冀后之人有因以喻其心者。若顾炎武之七谒、屈大均三谒，尤志士所深悲云。”③对于满人征服者建立的新王朝而言，妥善处置这一对抗性记忆符号，虽然不像处置有组织的武力抵抗那样迫切，但也是一个颇费技巧、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将前朝帝王及其重要象征物(比如陵寝)“历史化”、“再符号化”，使之成为时间链条和空间版图上众多文化符号当中的普通一员，是中国历史上新王朝统治者操控历史叙事、宣示国祚转移的惯常手段之一。明初朱元璋即有先例。入关之初，清朝统治者也采用了这种策略。经过这样一番“历史化”和“再符号化”的编排，作为前朝重要政治象征物之一的明太祖及其陵寝，就成为受当下皇权支配的一个历史文化符号。“太祖”、“孝陵”直至明末依然具备的影响朝政的现实政治功能④，在此“驯化”过程中逐步被弃置。
    首先是明太祖被“历史化”。顺治元年(1644)六月，“遣官祭先师孔子”⑤。随后又遣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祭文称：
    兹者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禅，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至于宗庙之主，迁置别所，自古以来，厥有成例。第念曾为一代天下主，罔宜轻亵，兹以移置之故，遣官祀告，迁于别所。⑥
    这一行为颇有深意。一是祭告的对象。所谓“诸帝”，不是指明朝诸帝，而是指自古至今的历代帝王，他们大多曾经创下赫赫功业，但其后人却丢掉了江山社稷，因而已经丧失了“天运”，成为后人(特别是当权者)自由处置的对象。所谓“祭明太祖及诸帝”，也就是向置身于历史“冷宫”内的历代帝王们通报：又有新成员加入你们的队伍了!二是祭文的内容。祭文里出现了一连串内涵相关、相近的动词：“终”、“转”、“移”、“递”、“禅”、“迁”，而这些动词都指向相同的主语“国祚”或者“天运”，即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次祭祀行为，实际上是一次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划出截然界限之举，正式宣告“天运”已从朱姓王朝转移到新近入关的满人手里。
    受到清朝统治者祭拜的次日，明太祖的神牌就被移入“历代帝王庙”⑦，即被正式打入了经过新王朝统治者“改编”、反映新王朝的历史观的时间序列当中。该庙位于阜成门内，建于顺治初年，乃是一个象征着当权者对以往历史重新进行编排的符号空间。有学者认为，清王朝对历代帝王以及配飨名臣的祭祀，最根本的用意在于对治统、道统的重视和强调，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中华统绪的认同和对中华文明的归属。⑧顺治初年，入祀该庙的历代帝王共有21位，另加41名历代功臣，他们每年定期受到祭祀。这21位历代帝王是：伏羲，神农，少昊，颛顼，高阳，高辛，唐尧，有虞，夏禹，商汤，周武王，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⑨他们是经过清朝统治者认真挑选的，体现了不同于前明统治者对于历史的选择和评价标准。顺治二年，清廷专门讨论过历代帝王庙的祀奉对象，重点是如何对待历史上一些非汉人帝王。结果，明洪武初年曾受到明太祖认可、获准入祀的元世祖仍然保留；明初未能得到认可的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则受到清朝统治者青睐。清王朝将元太祖入祀的理由是：“元世祖之有天下，公因太祖”，既然元世祖已经入庙，则元太祖也不宜遗漏。辽、金三帝入祀的理由则是：“稽大辽则宋曾纳贡，大金则宋曾称侄，当日宋之天下，辽、金分统南北之天下也。”⑩作为最后一个前代王朝的开创者，明太祖朱元璋也被补入祀奉名单当中。也就是说，在朱明王朝那里被奉为至尊的太祖皇帝朱元璋，到了清王朝这里则被降格为“历代帝王”群落的二十一分之一，并且依照时间序列排在末位。同样，曾经作为朱元璋得力助手的徐达、刘基，也被排在历代功臣的末尾。
    其次，与此相应，在明代一直被称为“孝陵”、享有至尊地位的南京城外朱元璋陵寝，也被新王朝的统治者“再符号化”，以“明太祖陵”这一新的名称，被降格为“历代帝王陵寝”群落中的四十分之一。这40处陵寝散落在清朝版图内10个一级或准一级行政区的28个基层单位。其中，陕西13处：中部轩辕陵，咸阳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陵，泾阳汉高祖、唐宣宗陵，咸宁汉文帝陵，长安宣帝陵，富平后魏孝文帝陵，三原唐高祖陵，醴泉唐太宗陵，蒲城唐宪宗陵；河南8处：陈州伏羲陵，西华商高宗陵，孟津汉光武帝陵，郑州后周世宗陵，巩县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陵；顺天7处：房山金太祖、金世宗陵，宛平元太祖、元世祖陵，昌平明宣宗、明孝宗、明世宗陵；直隶3处：滑县高阳氏、高辛氏陵，内黄商中宗陵；山西2处：赵城女娲陵，荣河商汤陵；山东2处：曲阜少昊陵，东平唐尧陵；湖广2处：酃县神农陵，宁远虞舜陵；江南1处：江宁明太祖陵；浙江1处：会稽夏禹陵；辽东1处：广宁卫辽太祖陵。(11)这些得到清王朝认可的“历代帝王陵寝”，受到了清王朝的定期祭祀。
    除了“历史化”这一寻常策略，清朝统治者还有新的举措。康熙三十八年，曾经考虑寻访朱明宗室后裔为明孝陵守陵：
    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后，周封之于杞宋。即令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孙，朕仍沛恩施，依然抚育。明之后世，应酌授一官，俾司陵寝。俟回都日，尔等与九卿会议具奏。(12)
    康熙帝作为一位满人皇帝，搬出了读书人所熟悉的上古时代的历史典故来支持自己的提议，此举显示了他对正统儒家文化的亲和姿态，无疑有利于进一步沟通他与汉族士人的文化心理距离。不过，这件事在康熙有生之年未能完成。回到北京后，大学士等奏称：“臣等遵旨会议，行查明代后裔，俾守祀事。但明亡已久，子孙湮没无闻。今虽查访，亦难得实。臣等愚见，即委该地方佐贰官一员，专司祀典，以时致祭。”(13)经历了清初数十年的严厉诛杀、镇压(14)，此时上哪去寻找真正的明太祖后裔?康熙帝同意了大臣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