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年(1699)四月，45岁的康熙帝南巡归途中第三次亲谒明孝陵。(37)关于此次谒陵，身边的大臣曾经有过不同意见：“谕大学士等曰：明代洪武，乃创业之君。朕两次南巡，俱举祀典，亲往奠醊。今朕临幸，当再亲祭。大学士等奏曰：皇上两次南巡，业蒙亲往奠醊，今应遣大臣致奠。上曰：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著兵部尚书席尔达致祭行礼，朕亲往奠。”(38)大臣们可能觉得康熙帝对朱元璋太过礼遇，康熙帝则坚持认为朱元璋乃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帝王，配得上如此特殊的礼遇。最终当然是以皇帝的意见为准。康熙帝亲自改定祭文如下：
    帝天锡勇智，奋起布衣，统一寰区，周详制作，鸿谟伟烈，前代莫伦。朕曩岁时巡，躬修醑荐，仰其遗辙，不囿成规。兹因阅视河防，省方南迈，园林如故，睇松柏以兴思；功德犹存，稽典章而可范。溯怀弥切，奠酹重申，灵其鉴兹，尚期歆享。(39)
    鉴于明孝陵毁损较严重，康熙帝下令加以修葺，并且钦赐御制“治隆唐宋”匾额，在明孝陵悬挂。(40)这次谒陵过程的细节，再次透露了人到中年的康熙帝对于往昔英雄的惺惺相惜之情。
    四十四年(1705)四月，时年51岁的康熙帝南巡归途中第四次亲谒明孝陵。他先遣户部尚书徐潮“祭明太祖陵”(41)，离开江宁时，又率领皇子、大臣前往谒陵：“至明太祖陵，导引官引向中门。上命自东角门入，曰：此非尔等导引有失，特朕之敬心耳。既入，率诸皇子及大臣侍卫等行礼。”(42)与第三次谒陵一样，这次大臣们也有不同意见：“谕领侍卫内大臣等曰：回銮时，朕诣明太祖陵行礼。大学士马齐奏曰：皇上已经遣官致祭明太祖陵，祈停亲诣行礼。得旨：洪武素称贤主，前者巡幸，未获躬赴陵前，今当亲诣行礼。”(43)可见，在康熙帝心目中，明太祖一直被视为杰出的英豪，始终保留着一份对他的特别敬意，因而一定要亲自前往致敬；作为当朝皇帝，到了明孝陵不是从中门而是从角门进入，也是为了凸显这份特别的敬意。当然，向什么人看齐，本身就是对于自己的一种定位。
    四十六年(1707)三月，康熙帝南巡途中第五次亲谒明孝陵。这次也是先遣大学士马齐“祭明太祖陵”(44)，然后亲自谒陵：“乘步辇，由东石桥至大门下辇，由东门升殿，行礼毕，回行宫。”(45)这次谒陵，大臣们同样有过不同意见：“大学士等奏曰：皇上前此临幸江南，明太祖陵，或遣官致祭，或遣皇子致祭，亦有皇上亲行灌奠之时，又重新庙貌，专人看守，自古加厚前朝，未见如此者。今皇上又欲往谒，臣等以为太过。况此行已遣大臣致祭，天气骤热，不必亲劳圣躬往谒。上谕曰：天气骤热，何足计耶。朕必亲往。”(46)大臣们仅仅将康熙帝特别礼遇朱元璋的行为理解为策略性的“加厚前朝”，未能领会他比肩历代英主的自我期许和抱负。对此，康熙帝不方便、也没有必要跟他们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康熙帝已经53岁，在当时而言已经步入老年之列。大臣们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才以天气突然变热为由劝他不要去谒陵。而康熙帝可能也不愿服老，加上希望与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再次神交，因而一意坚持己见。
    前后五次谒陵，康熙帝对于明太祖似乎越来越欣赏，甚至能够精神相通。明太祖原本是被满人征服的汉人王朝的创始皇帝，但在康熙帝那里，这一形象完全被杰出人君的镜像所取代，康熙帝从中感受到的是一位开创型君主的宏大气魄。已有的研究表明，康熙帝特别推崇明太祖励精图治、强化皇权、躬理万机的做法，十分留意从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一书中寻求治国的借鉴。(47)康熙帝以历代圣君英主为榜样，特别是在明太祖这个具体榜样的鼓舞和启发之下，毕生勤于政事，为清帝国的巩固和强大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这一持续数十年的过程，既体现了爱新觉罗·玄烨超越满汉界限、努力成为一代中华英主的主观期许，也反映了儒家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力。康熙帝跻身于历代圣君行列的努力，后来得到了汉人士大夫的承认。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的同治八年(1869)，一代名儒曾国藩称赞康熙帝符合儒家圣人所指示的“至德纯行”标准，“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已经远远超越了汉武帝、元世祖这些“英哲非常之君”，可以跟士大夫们心目中的圣君周文王相提并论。(48)
    康熙帝五次主动拜谒明孝陵的行为，既是延续清初的策略有意识地进行“记忆重构”工程的一个环节，又显示了他超越满汉界限、主动汲取儒家文化资源、努力成为中华文明主流谱系中的一代英主的努力。
    一方面，康熙帝亲谒明孝陵，主要是做给汉人士大夫看的。这些人是一个政权所需要依赖的社会基础，他们如何思考、记忆刚刚过去不久的明清易代的历史，对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至关重要。明孝陵在清初一度作为族群记忆符号而发挥作用，因而对于康熙皇帝而言，必须实现叙事和解释模式的转变。作为异族征服者，除了运用“历史化”这一寻常策略之外，康熙帝还做出了特殊的努力，即主动采用儒家历史认识论的主流框架--“镜鉴”模式。这种努力有助于引导历史叙事当中的问题意识或者说“记忆议程”的转换，将一些汉人士大夫(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仍然试图保留的“满与汉”、征服与被征服这一独特的、隐含对抗性的族群记忆问题，转化为“古与今”、“兴与废”这个一般性的历史叙事问题，进而转化为“治与乱”这一具体的现实行政问题。在这一点上，满人皇帝亲谒明孝陵，与官方修纂明史一样，都是清王朝改写历史、重构记忆的举措之一。
    另一方面，康熙帝亲谒明孝陵，又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姿态或权力策略，也体现了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对于统治着汉文化区域的非汉人王朝而言，要想成功地维系统治，就需要主动吸收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资源。作为满人统治者，康熙帝采用了汉人士大夫所熟知的“镜鉴”模式来处理明太祖的历史定位及其陵墓的文化内涵。不仅如此，他还向儒家所尊崇的尧、舜、禹、汤等“前代圣君”表达高山仰止、见贤思齐之意。凡此均体现了康熙帝主动向儒家文化靠拢的自觉意识，并用以拉近自己与汉人士大夫之间的文化距离，进而在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问题的理解和阐释方面取得主动地位。更重要的是，由此他可以进入一个源远流长、博大深厚的文化体系的殿堂，从中汲取丰富的知识和精神财富，帮助自己从汉人眼里的“异族之主”修炼成为“中华英主”系列中的一名成员，进而使清王朝摆脱蛮族政权形象，逐渐汇入中华文明的主流谱系。
    近十几年来，美国学者的“新清史”研究对满人汉化这一先前的主流看法提出了质疑，由此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49)中国学者则试图证明，从雍正到乾隆，在批判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理论的基础上，他们逐步明晰了自己的中国认同，确立了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50)相关研究尤其注意到，清代统治者发挥了高超的统治技巧，主动利用汉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己所用，成功地收编了江南士大夫的历史与价值观，使之成为“大一统”统治模式的合法性资源。(51)特别是康熙帝，面对满汉隔阂乃至对立的社会文化格局，他不仅在策略层面对汉人士民改用怀柔政策(52)，而且，作为一名胸怀大志的满人统治者，他在勤于政务的同时，也热情主动地向汉人士大夫学习，持之以恒地从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中汲取营养，探寻为君之道和治国之方。(53)从康熙时代起，汉文化对满人的深刻影响即已相当明显。(54)本文所述康熙帝与明孝陵的故事，即从细节层面折射了清前期统治技术的复杂性，并为满人统治者的中国化和中国认同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支持性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