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皇帝逝去，意味着一个王朝自然段的终结，逝去的人与事便都成为历史，对终结后自然段的整理也随即开始。这种整理，不仅有政策的继承与调整，还包括对人物的评价。
    先皇乘鹤西去，或者说是飞升天庭，一去不返。活着的君臣担心他过于孤寂，让他生前过从最为亲密的过世大臣也陪伴在身边，构筑起一个冥界的政体，这就是功臣配享。不过，选择谁来配享，并非是先皇在世时的指定，而是后来君臣的意志。这里，便有一个对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功臣配享所体现的历史人物评价主要是朝廷官方的认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普遍的客观认识。这种认识也影响到后世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功臣配享皇帝，是官方对该大臣予以的最高评价，泽被大臣家族子孙，引以无尚荣耀。然而功臣配享如果仅止于此，那么意义就过于狭小了。
    功臣配享的人物选择，还反映了现朝廷对先朝政治的取舍，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多数的功臣配享可以说是盖棺论定，异议甚少。但也有一些功臣配享，却在配享当初便有争议，还有的功臣配享在过后出现变动反复。这些都透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反映了当时朝野的政治认知，折射了当时的政治风波。
    在今人看来，功臣配享似乎是一个不足关注的小问题，但小问题有时亦可揭示大认识、大变化，甚或是大秘密。因具论如下。
    一、宋朝功臣配享之发轫
    功臣配享之礼俗仪制，古已有之。《尚书·盘庚》载“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周礼·夏官司勋》载：“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实际实行，可从《三国志》的记载中看到。①
    宋朝也继承前代的传统，建立有功臣配享制度。
    本来，前朝君主过世，在继任君主的在位其间，应当在进入太庙的先朝君主旁边指定功臣配享。不过，这种事情在第二代君主太宗皇帝在位时期并未进行。这大概也折射出非正常即位的太宗的一些政治异常。当然，这也反映出忙于政权建设的太宗朝君臣未遑务虚的一面。
    宋朝的功臣配享，发轫于真宗即位改元的第二年。咸平二年(999)二月十二日，真宗发出一道诏书：
    朕听政之暇，观书益专，遂见国初始经王业，我太祖皇帝将膺帝箓，已肇人谋。当或跃之秋，属艰难之际，周微吕望，安能定不拔之基；汉匪萧何，无以佐勃兴之运。时则有故太师、赠尚书令、追封韩王、谥忠献赵普，蕴负鼎之雄才，畜经邦之大略。首参密画，力赞沉机。辅弼两朝，出入三纪。茂岩廓之硕望，分屏翰之剧权。正直不回，始终无玷。播为巨美，勒在丰碑。实千载之伟人，庶九原之可作。烈魄未陪于严祀，彝章曷称于有知！遂俾缙绅，详求典故。考行既闻于余裕，出纶必叶于通规。义着幽明，道符今古。宜以普配飨太祖庙庭，仍遣官奏告本室。②
    是为宋朝配享功臣之始。赵普以一介小吏，风云际会，辅佐太祖、太宗两朝，结束五代战乱，完成宋朝中国主要区域的再度统一，其功甚伟。在功臣如林的太祖朝，以赵普配享太祖，亦属当之无愧。不过，在真宗即位风波消弭、政权走向安定之后，宋朝君臣发为此行，当亦有其隐微。
    是时主政者，已由顾命元老吕端转为新任宰相李沆。李沆受知于太宗，在真宗为太子时曾担任太子宾客，是真宗名副其实的老师，也是其最为信任的心腹大臣。真宗朝为后世的创制，大多出于李沆之手。李沆行事，多在深思熟虑之后。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太宗的逝去标志着一代人的离去。由于太宗是在“烛影斧声”下不清不楚即的位，在太宗在时，便有大胆如王禹偁之辈发出异样的声音，为太宗所压制。③当太宗去世后，沉默的记忆会再度泛起。出于为太宗回护，受知于太宗的李沆，便想起了赵普。
    赵普在太祖、太宗两朝任相，主要作用发挥于太祖时期，与太祖关系密切，拥有通家之好。太祖在世时，与太宗的关系颇为微妙。当太祖去世后，赵普遭受过太宗的打击。审时度势，赵普转而投靠太宗，设计了子虚乌有的“金匮之盟”，来证明太宗承继大统的合法性，并为保证太宗子孙的继统出谋献策。所以，当历史的记忆再度泛起之际，能为太祖、太宗两朝所共同认同的上层人物，还非赵普莫属。因此，在冥界的赵普，便担负了新的使命，沟通太祖、太宗两兄弟，再顺其自然地连接到正常继统的真宗。这是以赵普配享太祖的一个政治隐衷。
    选择赵普配享太祖，还有另一个政治目的。受惠于太宗朝科举规模扩大，李沆、寇准、王旦等一批科举官僚的精英，在太宗末、真宗初终于攀上政界的金字塔顶峰，开始大展拳脚，有所作为，终于在真宗一朝，让前所未有的士大夫政治得以形成。太庙中，有先主太祖皇帝，但那只是皇帝的偶像，士大夫政治要求有自己的偶像，这也使以李沆为首的执政集团选择了位极人臣的文人宰相赵普。
    此外，选择赵普配享太祖，李沆还可能有自己的偏爱。对赵普，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由此亦可见赵普对《论语》一书的重视与喜爱。④尽管许多人质疑“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真伪，⑤但战乱后的重民与安民的认识，的确让《论语》再度获得了实用意义。李沆没有发为大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史籍也记载李沆“常喜读《论语》，或问之。沆曰：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句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⑥是否李沆是受赵普的影响已无从考证，但完全两人异语同工的言说中，可以窥见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这也可以视为李沆选择赵普配享太祖的个人因素。顺便指出的是，李沆的言论也可以成为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真实性的一个旁证。
    此例一开，便成创制。在同一年咸平二年的八月，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又提案，“请以故枢密使、兼侍中、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曹彬配飨太祖庙庭”。这一提案也得到了落实。除了竖立文臣的偶像，还有必要竖立武将的偶像，这不仅是为了对承五代余绪尚犹强盛的武将加以安慰，还有面对北方契丹的军事压力，显示重视军备的需要。尽管有学者认为曹彬是“庸将负盛名”，⑦但选择不滥杀的曹彬配享太祖庙庭，无疑也是奉行和平主义的宋代士大夫们的抉择。
    在真宗朝，宋朝终于与相互厮杀数十年的辽朝通过缔结“澶渊之盟”而达成和解，为两国带来百年和平。宋朝君臣的这一举措，从配享曹彬的行动中也可观察到一脉相承的必然性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