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庙庭配享为赵汝愚。关于赵汝愚配享史籍议论阙载。《宋史》卷四二《理宗纪》于端平二年八月癸巳载：“乙卯，以太师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仍图像于昭勲崇德之阁。”《宋史》本传仅记：“理宗诏配享宁宗庙廷，追封福王。其后进封周王。”端平二年(1235)，其时已为理宗即位十年之后。此时决定先帝功臣配享，以南宋前例观之，于时已迟。其中亦有隐情在。
    度宗即位以后，南宋进入行将灭亡之晚期，愈加内窘外迫，已无暇行配享之事，故再无功臣配享。这一客观原因，使得后期显赫一时的权臣史弥远和贾似道都无缘进入庙庭，在冥界继续作威作福。
    四、功臣配享之际的曲折
    历史难以近视，只适远观。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对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甚至是百年以内的人物都很难进行结论性评价，即使做出了，也很难成为定论。许多被称为定论的评价，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许多当事人还在，当事人的子孙还在，牵涉的利益关系、人际关系实在太多。因此说盖棺实在难以论定。历史在多数时候，要拉开距离来眺望，反而才会更清晰。
    然而，皇帝的庙庭功臣配享，按规定却要在先朝结束后立刻进行。这便给新朝的君臣出了难题。因此，在以上概述宋朝功臣配享的背后，还隐藏有许多曲折。这些曲折，折射出时局变化以及当时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不同认识。对此，我们在以下略加观察。
    先看北宋。北宋庙庭功臣配享，太祖为赵普、曹彬，太宗为薛居正、石熙载、潘美。从史籍记载看，几乎人无间言。尽管受民间传说影响，后世对潘美印象不佳，但这并不代表当时朝廷的立场。真宗为李沆、王旦、李继隆，亦多所认同。不过，在讨论真宗庙庭功臣配享时，担任枢密使的钱惟演则曾企图将其父前吴越国主钱俶增补进太宗庙庭。《宋会要辑稿》礼11-2载：“天圣元年二月，枢密使钱惟演上言：真宗皇帝将祔大宫，有司议以功臣配享。臣先臣尚父、秦国忠懿王俶，勋隆奕叶，位重累朝。亲率王徒，平百年之僭伪；躬持国籍，献千里之封疆。忠诚格于皇天，茂续标于惇史。所以太祖、太宗命无下拜，赐以不名。洎先圣之纂承，念遗勋而益厚。举诸殊渥，萃此一门，在乎皇朝，诚居第一。至今清庙之内，未预配享。况吴芮归汉，甲令书勋；窦融入朝，云台画像。隋唐而下，侯王配食，方册之内，往例甚明。伏望依礼降诏，配享祖宗庙庭。”对于钱惟演请求，“诏两制与崇文院检讨、礼官同共详议以闻”。这等于是走了正常的审议程序。审议结果是“翰林学士承旨李维等奏议，请钱俶配享太宗庙庭。”不过，最终结果却出乎意外：“奏入不下。”是时，仁宗尚未亲政，章献太后临朝听政，正值王曾击败权臣丁谓出任宰相之时。因此可以说是王曾与同为宰相的冯拯阻止了这项议案，成为一次流产的配享提名。
    真正对庙庭功臣配享开始产生微词的，是第四代君主仁宗庙庭的功臣配享。仁宗庙庭功臣配享为王曾、吕夷简、曹玮。有争议的人物为吕夷简。史籍中留下了后来也成为配享功臣的韩琦所流露的不满微词：“公尝言仁庙议配享，清议皆与沂公，而不与申公。诚意不可欺如此。”(13)沂公为封为沂国公的王曾，申公为封为申国公的吕夷简。在这里，韩琦用了“清议”二字，来表示当时士大夫舆论对吕夷简配享仁宗庙庭的异议。这或许是事实。不过，我觉得主要反映的当是韩琦本人的不满。
    仁宗朝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士大夫，与长期任相的吕夷简因政事发生了多次激烈的冲突，使得宋代党争从此开始泾渭分明地展开。韩琦在上述的话之后又说：“申公以进贤自任，恩归于己，时士皆出其笼络。独欧、范、尹旋收旋失之，终不受其笼络。”此语表明了当事人韩琦对范、吕之争的认识。然而，在用人方面，韩琦还是承认吕夷简“以进贤自任”的良好动机，只不过拥有“恩归于己”的私心。韩琦是范仲淹最为亲密的盟友，他对吕夷简颇有微词极为自然。
    平心而论，吕夷简极得仁宗的信任，在仁宗朝任相时间最长，仁宗朝的政治稳定与建树，同吕夷简的作为无法截然分开。不过，后来范仲淹的盟友们或是占据政治优势，如韩琦、富弼等，或是占据文字优势，如欧阳修及其门生，过世的吕夷简无法拥有话语权来自辩，所以宋代以来大量史料传递的，多为不利于吕夷简的声音。其实，这并不代表当时朝廷的立场。甚至后来处于变法论争漩涡的王安石，也当着神宗的面表示过对范仲淹的不满：“其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14)然而，充满变法苦恼与党争感慨的王安石，也不过是私下对神宗说说而已，他并没有勇气公开指斥他曾赞颂过的范仲淹。(15)范仲淹过世后，逐渐被理想化，成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圣人。范仲淹没有成为配享功臣，当世与后世都会有人觉得不公，但这实在与朝廷的评价无关，而是由于范仲淹生前没能有机会坐上宰相的位置。不过，自然而然，曾是圣人对立面的吕夷简便成为了恶人。
    正如韩琦在说这段话时拿寇准与丁谓做的比喻一样：“顷时丁寇立朝，闻天下一善言，皆归之莱公。未必尽出莱公也。闻一不善事，必归之晋公，未必尽出晋公也。盖天下之善恶争归焉。”古往今来，这种状况比比皆是，于是，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便被同一种声音所充斥，很少有人去认真思索这种声音的正确与否。
    英宗庙庭功臣配享为韩琦、曾公亮。英宗朝仅短短四年，二人有定策之功，又是贯穿四年的两个宰相，庙庭配享，似无非议。
    神宗朝过后，由谁来陪伴在冥界的神宗？这是北宋庙庭功臣配享最具争议的事件。
    在仁宗朝，对吕夷简，韩琦不过是略致微词，并没有什么公开的反对行动。但在神宗庙庭功臣配享问题上，党争所带来的政局变化，则反映得非常明显。神宗庙庭功臣配享最初是指定为富弼，时期是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六月。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旧法党人执政时期，代表人物司马光刚刚在前一年死去，担任宰相的文彦博与吕公着还在延续着旧法党的政治路线，打压新法党。于是，在王安石变法时期针锋相对反对变法的富弼，尽管仅仅担任了几个月的宰相，远远不是神宗朝有代表性的宰相，但依然出于政治需要，走进了神宗庙庭。